第一章 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史
第一节 祖国医学在皮肤性病学方面的贡献
在中医学里，皮肤病性病属中医外科学范畴。它与其他临床学科一样，是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所积累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相当简陋，夏日与酷暑作抗，冬天和霜雪相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块和木棒，这些工具是不足以战胜自然的，人们常常遭受毒蛇、猛兽等伤害。祖www.med126.com/wsj/先们对自身机体的外来伤害，必然要设法防治，如创伤出血，用树叶、野草堵裹伤口，于是原始的清创、止血法就自发地产生了。氏族公社以后，先人们制出了较为精细的石器，并在生产过程中用作医疗。据《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郭璞为之注“砭针，治痛肿者”。砭针是最原始的切开排脓的医疗器械；除用石做砭针外，竹刺、骨针、贝壳等也是原始人的疗病工具。这些原始的清创、止血、用药及小手术等就是中医外科、皮肤科学的最早萌芽。是为该学科发展的萌芽阶段。
从黄帝时代经尧、舜、禹一直到到夏代前期，已能冶炼青铜，生产工具得到了改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中即有“疥”、“疮”的记载。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从事医疗活动的人员，视其各自的擅长，出现了医学的分科。《周礼》记载：“医分四科，即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医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此书中还记有“凡疮疡以五毒攻之”，郑玄注：五毒即以石、胆砂、雄黄、矾石等，烧炼升汞，制为药物，这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砷、汞治疗皮肤病和外科疾病的记载。此时期为独立分科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铁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领域的活跃，医学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1973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春秋时期所著)，其中记载有：创伤、冻疮、诸虫蛟伤、痔漏、肿瘤等许多外科、皮肤科疾病。
秦汉以来，我国医学理论，在总结前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已基本系统化。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各篇章中均有关于皮肤及皮肤病的记述；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梁之变，足生大疔”；又云“荣气不从，逆于腠理，乃生痈肿”。《灵枢·痈疽》曰：“荣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阐明了化脓性皮肤病的病机。在《内经》中麻风病的病机、症状及疗法已有记载：“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素问·长刺节篇》云：“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其肌肉愤月真而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麻风”。此所提的“大风”、“疠风”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麻风病。《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均在《内经》中有充分的反映。《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创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这一阶段为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发展阶段。
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创立了大承气汤、大黄牡丹皮汤、大柴胡汤对后世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黄连粉治疗浸yin疮的记载，现已经临床证实其疗效。
晋代有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其成书于公元499年（龚庆宣著)。该书载有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比其他国家应用要早600余年)；还对痈疽、疮癣的诊断，辨别有脓无脓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隋·巢元方在公元七世纪初叶编著的《诸病源候论》50卷中有15卷涉及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100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书中对瘾疹、风瘙痒等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及疗法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记述。如对生漆皮炎（漆疮)，提出“人有秉性畏漆者，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的观点，这与现代医学认为的生漆皮炎是对生漆中某种物质过敏，可以脱敏的看法相符合。又如对风瘙痒（皮肤瘙痒症)，其认为：“……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这阐明了基本与现代医学相同的痒感发生机制。对风瘙隐疹或称隐疹（荨麻疹)、脱发的记述均符合临床表现，这说明巢氏的著作是通过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
唐代孙思邈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编著的《千金方》一书，对多种皮肤病的病因病机、症状，好发部位及治疗均有论述；尤其在外用制剂方面，记载了软膏、油膏及粉剂的调制方法，应用硫磺或汞剂以豚脂、蜡或蜜调为膏涂擦，此与现在临床采用硫磺软膏、汞软膏治疗疥疮等皮肤病的方法相近。其所记的妬精疮与现代医学硬下疳基本相同。
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是唐代另一部综合性医籍，收录了有关泥疗、蜡疗、冷冻、拔甲及护肤美容等皮肤病外治法的大量资料。对天花（斑疮、豌豆疮)的症状，从发疹、起浆、化脓、结痂的过程作了详细记载，并能根据痘疹的色泽、分布来判断预后的好坏。
从汉代名医华佗、张仲景至唐代孙思邈、王焘所处的这一阶段中，可视为中医外科（皮肤科)的外治法发展阶段。
宋、元、明代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时期为中医外科（皮肤科)学术大发展阶段，也进入一个各家争鸣的阶段，促进了当时医学科学的发展。
宋代著明医籍有：由国家组织出版的《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卫济宝书》及《外科精要》。在《圣济总录》书中提出了“五善七恶”的辨别外科疾病预后的辨证学说。《太平圣惠方》则将“五善七恶”学说进一步完善，并总结了内消、托里的内治方法。《卫济宝书》为宋代外科专著之一，专论痈疽的诊治，并记载了很多医疗器械，如炼刀、竹刀、小钩及灸板等的使用。陈自明撰写的《外科精要》着重论述了痈疽的辨证施治和区分寒热虚实的对症疗法，并强调了疮疡的整体疗法，载有托里排脓的方药，至今仍有临床参考价值。
元代外科著作有朱震亨编写的《外科精要发挥》，齐德之著的《外科精义》和危亦林著的《世医得效方》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外科精义》，该书总结了元代以前各方书的经验，提出了外科病是因阴阳不和、气血凝滞所致，并认为“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是错误的治法，治疮疡应辨阴阳虚实，采用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法。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出版于1337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创伤外科专著。
明代，中医外科的发展进入了较兴盛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薛已著的《外科枢要》、《外科发挥》及《疠疡机要》；汪机的《外科理例》，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疡医》；窦梦麟的《疮疡经验全书》，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张景岳的《外科铃》、陈司成所编的《黴疮秘录》及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其中《疠疡机要》是一部麻风病专书，书中论述病候条目清晰，且附有治案。《黴疮秘录》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梅毒的专书，指出了本病由传染所得，且可胎传，主张应用丹砂、雄黄等含砷的药物治疗，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砷剂治疗梅毒的记载。可见明代祖国医学对梅毒、麻风病有着极其重大贡献。
清代医籍甚多，当时由官方出版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医外科体系的外科医典；顾世澄的《疡医大全》汇集了前人的著作，不愧为大全之作；此两书均出版于清·乾隆年间，书中对皮肤病的记述系统详尽、内容丰富、良方甚多，是研究中医皮肤病学的重要参考书。
邪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主观上帝国主义将西医学作为侵略我国的手段，但在客观上又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如张山雷的《疡科纲要》对中医外科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引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病机。
解放后，中医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54年成立了北京中医研究院；1956年以来又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编写了中医外教材，出现了以顾伯华、赵炳南、朱仁康、张志礼等为代表的著名中医外科、皮肤科专家。该学科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祖医学中有关皮肤病的文献浩瀚，内容十分丰富。其发展历史符合整个医学、社会史的发展规律，经历了萌芽阶段、独立分科阶段、理论发展阶段、外治法发展阶段、学术大发展阶段及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节 西方医学的发展和传入
中国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承发扬祖国医学，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我国卫生事业的方针之一。
一、西方医学的发展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经验医学阶段、实验医学阶段和现代医学阶段。
第一阶段 为希腊的经验医学（形成约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约生于公元前460~377年间，是希腊医学的创始者，其理论基础是地、水、风、火四元素说。罗马医学是在继承希腊医学基础上形成的，其主要代表是盖伦（Galenos约生于130~200年)，他重视解剖学的研究，试图使医学理论更趋于合理。
第二阶段 为近代的实验医学（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医学的复兴运动。安德列·维萨留斯（AndreasVesalius)纠正了盖伦解剖学上的许多错误；塞尔维特（Serveto)发现了肺循环；17世纪哈维（William Harey)又发现了血液循环。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使对人体细微构造的认识有很大进步，为医学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有重大进步；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有机体细胞构造、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成就，更为医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使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均有显著发展，古老的欧洲医学在30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医学科学体系。
第三阶段 为现代医学（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基础医学的推动与技术的改进，临床医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医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即分子形态学、分子生理学、分子病理学、分子药理学、分子遗传学都有很大进展，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许多边缘学科的飞速发展，以及电子、激光、计算机等先进技术不断应用于医学领域，现代医学正在更加迅速地发展。
二、西方医学的传入
外国医学传入我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并不大。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利用医药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声称：“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需要，西方医学在我国开始日益广泛深入地传播。近百年间，在我国形成了中医、西医并存的局面。
三、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
20世纪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中医与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相比较，传统的中国医学必须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当时医学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①主张全盘西化：这部份人对我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鄙视，对中医同样也抱以蔑视的态度，认为医学没有中西医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与科学的医学的分别，把中医学当作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来反对。②认为西医学不适合中国：这部份人受到顽固保守、固步自封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并用中医理论批驳西医学是谬论妄说，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同样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阻力。③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在中医学界一些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承认西医的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他们从理论到临床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并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的著明医学家有：唐宗海（1862~1918)，四川彭县人，代表作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等，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广东南海县人。于1892年编撰《华洋脏象约纂》；他主张中西医之间，虽有可通之点，但也存在不同之处；通其可通，存其互异。被后世称为中西医汇通派中的开明医学。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孤苦，父母早亡，由叔父收养。苦读经书，才思敏慧。主编《小说月报》历20年之久，并翻译有西方小说《豆蔻葩》等，当时颇受欢迎。中年以后因三子均亡于伤寒，乃奋力钻研医学，受业于名医汪莲石。白天为人治病，夜晚握笔著书，十几年间著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保赤新书》等25种著作。并开办中医函授学校，编写函授讲义数种，有学生400余人。他主张“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他是中西医汇通派的著明代表。
张锡纯（1860~1933)，河北盐山县人。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共三十卷，在沈阳创建“立达中医院”，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其主要学术观点是：“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说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在临床“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
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保护和发展中国医药学。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是符我国医学发展需要的，较之民族虚无主义和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显然是进步的。当然，由于历史和他们本身条件的限制，其汇通中西医的活动，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却为当今的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皮肤科中西医结合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首倡西医学习中医，开展了有方针政策保障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皮肤科也不例外。建国50余年来中西医结合临床皮肤病 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变态反应病
（一)皮炎湿疹类疾患
过去中医对本类疾病的治疗只停留在一般疗效观察上。近年来：①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张志礼教授用中药石蓝草合剂治疗皮炎湿疹类疾患，系统观察440例，不仅治愈率达90.1%，较西药对照组75.5%有显著差异；平均治疗时间为7.3天，较西药组缩短43.9%；而且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证明了该药有显著抗炎、抗过敏作用。②陈德宇等根据中医药理论，配制的中药酸甘止痒合剂，治疗395例瘙痒性过敏性皮肤病，取得了较好疗效，并通过实验研究证明该药剂有明显的抗组胺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及止痒作用。③陈学荣等用苦参注射液治疗湿疹皮炎有效，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苦参总碱、氧化苦参碱，均能抑制环核苷酸二酯酶活性，有抗变态反应作用。上述方药均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皮炎、湿疹类皮肤病提供了重要途径。
（二)抗变态反应单味中药研究：①雷公藤：近来经研究证明有10多种单体对急性泛发性湿疹等变态反应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途。如雷公藤内酯酮能显著抑制DNFB（二硝基氟苯)诱导的小鼠变应性接触性皮炎；体外实验表明，其能显著抑制ConA（刀豆素A)及脂多糖（LPS)诱导的T、B淋巴细胞增殖反应。②甘草：用其有效成分研制成的甘草酸单胺注射液治疗湿疹、药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过敏性紫癜，均取得较好疗效。研究表明：甘草酸胺为甘草的提取物，其能诱导血清γ-干扰素，抑制病毒复制，且有皮质类固醇样作用。认为其对反复发作的变应性皮肤病不失为首选药。③紫草：紫草中的有效成份紫草素能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亢进，减轻局部水肿，减轻炎性渗出。采用紫草油治疗婴儿尿布皮炎；重用紫草治疗过敏性紫癜均有良好的疗效。④枸杞子：在研究枸杞子对小鼠IgE抗体应答的调节作用中发现，枸杞子不仅有免疫调节作用，且可抑制小鼠IgE合成。此外，据初步研究表明，黄芩、艾叶油、青蒿、地龙及野菊花等均有抗变态反应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自身免疫病
近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及皮肌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取得一定成就。
（一) 天疱疮
近年来对天疱疮治疗有不少报告，张志礼等报告30例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其中18例临床痊愈，9例显效。袁兆庄等报告22例，显效17例，7例控制在4年以上未复发。证明了采用健脾除湿、养阴益气、解毒的中药配合激素治疗，可以大大减少激素用量，减少合并症的产生及由于大量使用激素而引起的副作用，并可延缓复发。
（二) SLE
对本病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认为本病属虚证，按扶正固本、活血解毒的法则，急性期以西药皮质类固醇激素为主，辅以中药治疗，先控制急性症状，然后逐渐以中药为主，减少至逐渐停用激素。实践证明。（根据全国54篇论文828例的分析)长期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较单纯中药或单纯西药治疗疗效好，死亡率低，合并症少，存活时间明显较长，且有统计学意义。近年来，陆续发现了雷公藤、昆明山海棠、青蒿素等具有免疫抑制和抗炎作用的中药，对治疗红斑狼疮很有效。许德清教授自70年代以来一直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各种方案，并将其经验归纳为三方面：①治疗的个体化与辨证施治。SLE病情相当复杂，侵犯人类各个器官组织，病变的重点经常发生变动，为此治疗要个体化，这符合辨证施治的原则。其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基本上把SLE分为：皮肤关节病为主者、心肺病变为主者、肝损害为主者、慢性肾病为主者；对不同个体和不同病变重点，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另外，根据病情发展给予分期（急性进展期、病情缓解期、病情稳定期)治疗。②对红斑狼疮辨证分型的看法。从辨证施治的四诊、舌象、脉象等的观察，认为SLE属虚证时多，急性进展期或并发感染时，才出现实证表现。急性进展期需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缓解期和病情稳定期给予中西药结合治疗。③使用雷公藤类中药的体会。许氏在早期使用激素治疗的同时，常给予昆明山海棠片，对各类型SLE的疗效作了对比观察，并没有发现良效。后来改服雷公藤或雷公藤多甙片，一部分狼疮性肾炎患者收到较好的效果，蛋白尿消失，抗核抗体效价下降，整体情况好转，但对难治性肾炎仍未能收效。近几年来，给服火把花根和硫唑嘌吟、激素联合治疗难治性狼疮性肾炎收到奇特的效果，对环磷酰胺冲击无效的部分病例仍有效。
三、色素性皮肤病
色素性皮肤病可分为色素减退和色素增加两大类，表现为皮肤色泽变白或变黑。常见的有白癜风、黄褐斑、太田痣等。
（一)白癜风
白癜风是最常见的色素减退性皮肤病（1%)。其临床分为两型：寻常型（①局限性；②散在性；③诱发性；④肢端性)；节段型。两类：完全性白斑、不完全性白斑。两期：进展期、稳定期。王尚兰等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治疗进展期72例白癜风（中药丹桃冲剂，配合黄芪口服液及斯奇康治疗)，显效率62.5%，有效率达80.6%。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活动期白癜风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张书元等采用红光治疗仪（北大金秋新技术公司)治疗68例白癜风，结果出现色素者50例（73.5%)：痊愈14例(20.6%)；显效15例（22.1%)。通过红光对皮肤和粘膜的热和光化学作用，使深部组织血管扩张，血流加快，细胞活力加强，物质代谢旺盛，局部组织营养改善，以利于色素细胞生长和功能恢复。程东庆等采用复方中药对大鼠Bl6黑素瘤细胞株胞内酪氨酸酶的作用及其对细胞增殖、黑素合成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补肝肾类中药对黑素细胞具有促增殖作用。故认为，在治疗白癜风中，补肝肾类中药的作用不可忽视。
㈡ 黄褐斑
黄褐斑是最常见的色素增加性皮肤病。其病因多与内分泌、妊娠、药物、化妆品、遗传及某些慢性疾病有关。临床按病因可分为两型：原发性、继发性；按皮损发生部位分为四型：蝶形斑型、面上部型、面下部型和泛发型。治疗本病以外用药为主，必要时配合内用药或其他治疗方法。朱铁君等将该病辨证治疗：①肝郁气滞型：柴胡疏肝散加味，以疏肝理气活血。②脾湿型：以采用健牌、除湿、活血之中药治疗。③肝肾不足型：采用生地、熟地、女贞子、菟丝子、当归、鸡血藤、桑寄生、丹皮等以滋补肝肾的药物治疗。配合口服维生素C，外涂3%氢醌霜、0.1%维甲酸霜、3%曲酸霜及0.1%SOD霜等，收到较好效果。在实验研究方面：雷铁池等用体外培养的B16F10鼠黑素瘤细胞作模型比较观察了甘草活性成分18a-甘草酸双胺盐、熊果苷及氢醌对B16F10细胞的形态、酪氨酸酶活性、黑素含量以及细胞增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化合物显示有抑制黑素生成的作用。熊果苷、甘草酸对酪氨酸酶活性和黑素含量抑制作用明显；氢醌对B16Fl0细胞的黑素生产呈双相作用。
四、银屑病
银屑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皮肤病。中医对银屑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观点很多，而多数学者支持以下两方面的观点：一是血热说。朱仁康认为“血分有热”是银屑病的主要原因。赵炳南认为血热是发病的主要根据，血热的形成与多种因素有关。二是血瘀说：“血受热则煎熬成块（《医林改错》)”，使血行不畅，瘀而化热，致热瘀互结。故血瘀是血热之产物，而同时又为形成血热的原因之一。银屑病患者有甲皱微循环及血液流变学改变，表现为微血管管襻畸形、管径扩张，血流缓慢。免疫学研究证实本病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偏低，体液免疫也显著异常。根据上述病因病机和实验研究特点，临床证明应用清热凉血解毒、活血化瘀止痒方剂，结合施以抑制细胞增殖（分化)药物及增强或调整免疫功能的药物有效。如卢勇田等用复方青黛丸与乙亚胺片对照治疗寻常型银屑病159例，3个月后进行近期疗效评价，两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分别为86.8%和89.5%，近期疗效相近。远期疗效2年后随访复发率分别为25.4%和58.3%，说明中药治疗寻常型银屑病有明显的优势；本品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祛风止痒等作用；研究表明其机理可能通过抑制上皮细胞有丝分裂。降低血粘度、抗炎等达到治疗作用。王秀敏等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每2ml相当于降香、丹参各2g)与青霉素联合治疗银屑病228例，痊愈109例，显效95例，有效15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96.05%。其认为用活血化瘀、理气开窍的复方丹参注射液，改善了患者微循环及血流动力学，使患者的高粘血症得到缓解，减少了炎症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附，同时选用青霉素旨在控制细菌感染（银屑病多与感染有关)。此外，丹参还可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孙凤春等用猪苓多糖注射液治疗寻常型银屑病30例，每日4ml肌注，连住院医师续20日，休息10日，3个月一疗程，总有效率90%。实验证明猪苓多糖注射液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故能有效地治疗银屑病。林熙然等用异靛甲治疗40例患者（每片25mg)，每日75~150mg分3~5次口服。结果基本治愈12例，总有效率80%；异靛甲是靛玉红的结构类似物，而靛玉红则是青黛的主要有效成分，青黛具有凉血解毒作用，故异靛甲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制在于清热凉血。倪晓等用黄芪锗口服液治疗49例银屑病，每支l0ml（含羟乙基锗30mg，黄芪含量相当于生药10g)，每日2次，连服1月为1疗程。结果痊愈5例，显效9例，有效25例，无效10例，总有效率80%。治疗前后测超氧化物歧化酶，提示黄芪锗口服液可提示患者机体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
五、白塞病（或称白塞氏综合征)
其概念包括三大特征：①口腔溃疡。②生殖器溃疡（复发)。③反复发作的虹膜睫状体炎；前房积脓或眼色素层炎。此外，皮肤血管炎（结节性红斑)、滑膜炎、血栓性静脉炎、脑膜炎、肠溃疡等也具有相当特征性。此病相当于中医的狐惑病（《金匮要略》曰：“狐惑之为病，……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甘草泻心汤主之”)。王子和等运用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白塞病，收到较好疗效。日本学者新井喜正等采用汉方“洗肝明目汤、半夏泻心汤、龙胆泻肝汤”治疗38例白塞病，其中活动期18例，非活动期20例。观察方式以流动血细胞计数测定淋巴细胞亚群计数。结果表明服药的18例活动期患者T细胞明显抑制，20例非活动期患者T细胞无明显变化，证明中药抑制T细胞对改善白塞病预后具有良性作用。李学军等提出试用甲氰米胍治疗该病。也有人提出抗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方法综合治疗。
六、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专著
通过用现代医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的理、法、方、药，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撰写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①《实用皮肤科学》（刘辅仁、张志礼，1984年)。②《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边天羽、愈锡纯，1987年)。③《皮肤病研究》（秦万章等，1990年)。④《中国中西医结合临床全书》中的“皮肤科学”（张志礼、边天羽，1996年)等。上述专著的面市对推动我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