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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悬壶外谈(二题)

作者:费振中

洄溪老人
 
      先从清代雍、乾之际的袁枚说起。袁枚是个大名人,江南文化界的领袖。官不大,一枝笔却很大,请他写文章的人要花很重的银子才请得动。他替不少达官贵人写过书、表、记、传、铭,润笔的银子可真是得到不少,但他后来给洄溪老人作传,却出于自愿自觉,不取一点报酬。洄溪老人是谁,值得袁枚为他作传?

  洄溪老人就是吴中名医徐大椿灵胎,晚年隐于吴江洄溪,故以为自号。袁枚这样说他为洄溪老人作传的由来:

    余,旧史官也,与先生有抚尘之好,急思采其奇方异术,奋笔书之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仓猝不可得。今秋访曦(徐氏的儿子)于吴江,得其自述纪略,又访诸吴人之能道先生者,为之立传。
  
      原来袁枚与徐灵胎是朋友。袁枚当时的医人朋友,还有另外一位叫薛雪,字生白,号一瓢的,袁枚与他们两人的交情都很好。薛生白去世后,袁枚写过一篇骈文纪念他,至于给徐灵胎作的文字,就是《徐灵胎先生传》了。这篇传记与其说出于史官的职习,不如说出于对友人的倾心企慕,所以袁枚写时非常慎重。想必准备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觉得可以写了,他这才出手。果然,一传之下,便使后人有幸能见出名医的神采风姿。
 
      清代医学在江南之盛,吴中叶天士与徐灵胎是一时双璧。徐灵胎晚出,叶天士三十岁负天下盛名时,徐灵胎才出生,而徐灵胎以海内名医受诏去北京时,叶天士却已去世了十多年。这前后百年间,叶、徐二氏在医坛上,正是占了大块风流。比较起来,叶天士繁富,徐灵胎精邃;叶天士奇崛,徐灵胎沉雄;叶天士飘逸,徐灵胎深厚。从医疗业绩来说,两人或许不分高下,然而若说到医学成就和贡献,大概叶天士只能说是名家,而徐灵胎却是大家。“大家”的医学,究竟是一座多高的山峰,若非专门研究医学的人,是说不清楚的。即使袁枚先生自称要使徐灵胎“垂医鉴而活苍生”,然而他在对徐氏医学的评价上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甚至徐灵胎一生医著达三十多种,也仅仅举出一二种作点缀而已。说到底,文人眼里并不出医学,而是出故事出传奇,这也是吸引我们这些不知医学的普通读者的地方。袁枚世称“袁太史”,他的趣味何尝在于为徐灵胎立传给医史保留一段真实记录,他其实是个最喜欢猎奇又最喜欢讲述异人僻事的人,谁要不相信,不妨读读他的《子不语》,看这话说得错是不错。
 
      袁枚笔下的徐灵胎,自然是一个身世奇特的异人。他出身于江南世家大姓,父亲徐轨,曾应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入翰林,参与过《明史》的编写工作。按理说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进入仕途乃是一条正道,不知为什么徐灵胎偏偏选择了医术。据袁枚先生说,徐灵胎“有异禀,聪强过人,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以至舞刀夺槊、勾卒赢越之法,靡不宣究”,参照过去众多医林名宿的人生经历,似乎凡这样的人最后都免不了成为医人的,徐灵胎自然也是步入前人的道儿。这中间的道理,三言两语难说清楚,以我浅薄的看法,大概这类人见识深广,知道世界上别有许多有趣的东西,都比去应试做官好玩,所以对仕途不免就看得轻了。当然,有趣归有趣,却还要有一个存身的职业,做医人无疑是首选,医人不但可以发挥他博学多智的长处,而且还有与入仕等同的济世之誉。虽然顽固者认为医业属于贱业,但对于这类通脱的人来说,岂非正好用它安顿人生。医人徐灵胎的思路,莫非就在此。总之,以他超群出众的聪明,徐灵胎很快就在医学上显示了不同凡俗的实力,袁枚先生记述道:

      (徐灵胎)每视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施鬼识,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诸岐、黄家瞠目心骇,帖帖慑服。而卒莫测其所以然。
 
      袁枚先生还从徐灵胎的家乡吴江,采访了几个医疗故事。其中一个神乎其神:吴江芦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视。徐灵胎说,这是阴阳相搏证也,先投一剂药,须臾目瞑能言;再饮以汤药,竟跃然起身,嘴里不停地说,我病危时,看见红黑二人缠绕作祟,忽然,黑人被雷震死,接着红人又被白虎衔去了。这是什么原故。徐灵胎笑着告诉他,雷震者余投附子霹雳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汤也。迮耕石又是惊讶又是佩服,以为徐氏医术可通神明。

   尽管袁枚忍不住为他老朋友的医术大声喝彩:“其机警灵速,皆此类也”,然而他所理解和欣赏的徐灵胎,其实是个与他声气相投的“权奇倜傥”的文人。你看他是怎样描写徐灵胎的:“先生身长广颡,音声如钟,白须伟然,一望而知为奇男子。”他曾经因病去寻访过徐灵胎,那也是他们订交的开始。他乘着一条船,到了洄溪,原先还担心隐居的徐灵胎不肯相见,谁知名纸一投,徐灵胎立即开门延请,握手如故,又是杀鸡,又是煮酒,且放下病不看,清谈了一整天。从此,他们便成了相见恨晚的文学之友了,袁枚意犹未尽地补写道,“先生好古,不喜时文,与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学究》俳歌一曲,载《诗话》中,以警世云。”根据袁枚的记录,徐灵胎这曲俳歌为讽谑时尚之作,歌曰:“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贤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样一个不入时调的人,难怪不屑与那些一心科举及第钻在时文里出不来的腐儒们同路,而独自去做个寄身民间的医者了。中国文人向来就有隐于医的做法,与袁枚弃官不做,隐于小仓山随园当名士一样,徐灵胎则把自己年轻时代那种“留心经济之学”的志业,转向了医术,所以他终于以一代名医之身,而远迹城市,去完成他的布衣文人的理想。他居住的地方,在吴江洄溪,那里正是好去处,“矮屋百椽,有画眉泉,小桥流水,松竹铺纷。登楼则太湖奇峰,鳞罗布列,如儿孙拱侍状。先生啸傲其间,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际也。”如果徐灵胎真能够以反归自然过着“真人”生活,老死洄溪,那么他的一生也可以说圆满幸福了,可是要知道,在中国,隐者实在不好做,像徐灵胎这样的名医,平常人可以不见,但皇帝的召见却无法违背,过去如此,徐灵胎生活的时代亦如此。因为他是海内名医,名气自然传到京城皇帝那儿,所以就有过两次奉旨入京的事情。袁枚以为徐灵胎以布衣的身份,“两蒙圣天子蒲轮之徵”,乃是“希世之荣”,袁先生这话不但俗而且媚,他不知道对徐灵胎其实是人生的不幸。第一次徐灵胎已经近六十岁,千里奔走,还能说是勉力而行;第二次他已七十九高龄了,自知衰老,未必能够活着回到家乡,所以带着儿子载棺以行,果然到京城后第三天,就因旅途风寒劳顿而卒。这样的结局,说了只觉得悲哀,纵然徐灵胎再有多高医术,他治得了平常人的种种疑难杂症,无法医治他身上固有的中国文人“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暗疾。这个暗疾有时候简直就要了文人即使隐士的老命。
 
       最后我们来看袁枚对徐灵胎的评价。袁太史到底是“太史”,他道:“《记》称德成而先,艺成而后。似乎重德而艺轻。不知艺者也,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人但见先生艺精伎绝,而不知其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舆梁,见义必为,是据于德而游于艺也。”据于德而游于艺,真是很好的说法。但打个比方吧,“德”是一帖险方,一个想自由的人用了它,搞不好最后往往免不了束缚而丧失了自由,袁太史以为然否,在京城不得还家的洄溪老人以为然否?

   
葛乾孙与吴中医学
  
      葛乾孙在医史上没有列入重要医人的行列,但如果要谈明清以后的江南医学,尤其吴门医派,就不能避开葛乾孙不谈。我对于葛氏的兴趣,起初仅仅是因读到一则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引起的。这个传奇故事,讲的是他的医术。事记在明人笔记小说里,大概是黄炜的《篷窗类记》,说是有一人常腹痛,请葛乾孙治疗,葛乾孙视诊了病人后,对他家里人讲,病人腹中有一只肉,须等病人熟睡,我用针针之,不要让病人知道,病人知道了,龟就会藏起来。于是病人家属骗病人喝下了大量的酒,酒后病人昏昏睡去,家人速报葛乾孙,葛以针急刺病人腹,病人睡寐中惊醒,又喝下一碗泻药,一会儿有一物排下,果然像一只龟,头上还有小孔,正是针刺中的地方。又一则说,葛家邻居女人,要生孩子,气逆难产,请葛乾孙来,葛一见,用手击案,厉声大喝,女人猝然一惊之下,顺利产下一男孩。其实类似的奇闻别的名医那儿也不少见,它的可靠性亦在疑信之间。然而名医如同名将,假如在他身上没有传奇,那么他的“名”就要逊色得多。我们对于名医,大半是要靠从传奇那儿得到趣味。
  
      言归正传,《明史》“方伎传”里关于葛乾孙是这样记叙的:“乾孙,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后折节读书,兼通阴阳历律星命之术,屡试不偶,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朱丹溪齐。”看来葛乾孙的志向并不想做医人,他的性格是要仗剑天下做一个英雄人物的,而他的青年时代,也是适合英雄产生的时代。只是因为后来明朝政权建立,英雄的路就不大好走了,所以葛乾孙才有折节读书的转变。但终于没有走通仕途,这才不得已继承父业做了医人,尽管如此,以葛乾孙的脾气,他是不愿做一个职业医人的,否则怎么会不肯为人治病呢。后人评论葛乾孙,说他是医中之侠,除了指他青年时代的侠义经历外,大概也指他为医后总是一味随着自己的性子行事,高兴起来就“妙手回春”,不高兴就跑得远远的喝他的酒。有人尊敬地称葛乾孙为“国初名医”,但这样的人物,即使当得上“名医”两个字,也不见得就能让他为医术倾尽一生精力,至少葛乾孙不曾像那些名医们,热衷著述,纷纷立说。有一本叫《十药神书》的医书,以专科治疗肺病为后世医家看重,据说是葛乾孙所著,但考证下来还是他人假托。不过这样也好,著者自有建树,不必借用葛乾孙的名头,而葛乾孙又何须这样的一份虚名。
 
      唐、宋至金、元,名医大多出在北方,原因一时不能详尽,大概北方医学从先秦后一直都比较发达,基础比较深厚,加上民风崇医,一时多出几个名医也是可以理解的。医学在南方兴盛,要到元末明初,前后几十年时间里,出现了一批颇负盛名的医人,其影响似乎已经能够与金元时期北方的刘守真、张从正、李东阳几位大家相抗衡,事实上自打这儿开始,医学上的重镇也就由北南移了。这批名声卓著的医人,主要集中在江浙两地,日后便逐渐形成了南方的两大医学流派,浙东医派和吴中医派。而考吴中医学的开启和发展过程,葛乾孙自然不可忽略,这一点甚至连葛乾孙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史书上讲,葛乾孙的父亲葛应雷官浙江医学提举,同事中有一位来自中州的名医李某,与葛应雷谈论医学,对他的才能大骇叹,于是把北方刘守真和张洁古的医书授给了他,从此“江南有二家学”。南北医学是否长期如此隔断不通,且不要管它,我们似乎可以推想,是葛乾孙承接了葛应雷的事业后,北方“二家学”在江南的移植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成,想来这也是葛乾孙的名声要比他的父亲大的原因吧。
  
      由于缺少足够的师承源流上的材料,我们很难说明葛乾孙到底在什么方面、多大程度上对促成吴中医派作出贡献,但他对吴中医人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这个影响也许不单单在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方面,即不单单在他如何把北方医学融入南方医学,从而开创出什么新的医学流派,而在于他作为明清以后江南第一医人,对吴中医人群体的出现所起的开端性作用。明清两代,吴中名医多到几十个,出色的有薛立斋、李士材、吴又可、缪希雍、张路玉、王肯堂、叶天士、薛生白、俞嘉言、徐灵胎等人,其中王肯堂、叶天士、徐灵胎,又属医学大家式的人物。吴中医事集数百年的胜况,我想走在前列的葛乾孙不会不与有荣焉。要说影响,那么葛乾孙对吴中医人的影响,恐怕还在于他医术上的奇异风格。前面讲到他的“拍案惊奇”式的治疗方法,在葛乾孙的医人生涯中不止一次,近人评说“颇多与近世心理疗法相合”,就是对葛氏医术的一种现代解释。明史葛乾孙传中,有单独记他独出心机、出奇制胜病案一条:

  富家女病四肢瘘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尽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至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大体说来,北方医学循规蹈距,重视“理”的衣钵相传,而葛乾孙以后吴中医群代表的江南医学,却显得通脱和自由,它更注重个人的创造性作用,医术上走奇诡一路,虽然医理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却体现了江南医人在医学上务新应变的能力。叶天士有一段话,讲得很是明白: 自刘河间以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说,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然无定体,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成见。盖病有见症,有变症,有转症,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治人,实以药试人也。
  
      前人曾说,江南士人好行小慧,这是指他们过于聪明,好弄智术。从葛乾孙到叶天士,江南医学之士在医之一道上似乎正是以智术争胜杏林的,这也是吴中医学的特色。何况,“医者,意也。”医人能否善于取“意”为医,这智术二字,对他们来说恰恰必不能少。医书上说到的叶天士以秋桐叶入药的那则故事,那枝带着肃杀秋意的桐叶,仿fo一柄青霜直入腠理,生死立判,驱死回生,究竟是“意”耶?“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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