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明三 北京报道
送走当天最后一位就诊者，施小墨抬头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2点。
施是北京同仁堂施小墨中医诊所的所长，上午8∶30-12∶00在诊所坐堂，每天限额接诊病人30人，挂号与预约者各半。
当天他超额接诊了约40名患者。“3月份的预约都已经排满，”他说，“病人多得看不完，有人甚至凌晨三四点就来排队挂号。”
说话间，有人推门进来预约，这是施的一位朋友介绍来的。施看了看第二天的安排说：“你明天下午一点半来吧。”按诊所的规矩，12点以后接诊的特需病人，诊费加倍。
施的诊所设在建国门外SOHO同仁堂药店：楼下是药店，经营同仁堂特色中成药；二楼是诊所，共4间诊室，诊室外设有柜台出售中药饮片。
作为北京颇有名望的中医世家，施小墨和父亲施今墨两代迄今已行医100多年，他对自己的身份却不甚了然，“也算是坐堂医吧，”他说。
“同仁堂没有坐堂医，只有合作诊所。”药店店长后思慧纠正说，由于北京市对6年前国家明令禁止的坐堂医尚未开禁，同仁堂只与诊所而不与医生个人合作。
今年早些时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年内将全面恢复和规范中医在药店坐堂行医的传统。而从去年12月起，深圳、沈阳、石家庄等10个城市的药品零售企业已开始中医坐堂试点。
这意味着，施小墨将走出多年的“擦边球”地带，拥有合法的“坐堂医”身份。
“医药不分”之困
施小墨中医馆开办于2005年，有20多名中医轮班坐堂，他们大部分是京城四大名医(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的传人。“我和同仁堂健康药业公司进行股份制合作。”施说，医馆只管开方，在何处抓药由患者自主选择。
以这种“诊所+药店”的方式，同仁堂汇聚了约200名坐堂中医，虽然与药店本身设置“坐堂医”性质不同，但其功能和效果一样，也被统称为“坐堂医”。
陈幼生是同仁堂众多“坐堂医”中的一位。他原供职于崇文区中医院，退休后在同仁堂赵公口门诊、新街口金象
大药房、孔伯华中医馆三地坐堂，诊费一次50元。
“中医的特点就是医药不分家。”施小墨说，坐堂行医是中医传统，也是中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无可厚非，但是“前几年被一些江湖游医和不正规药店钻了空子”。
这些游医在药店以“坐堂医”名义进行“咨询”、“义诊”，夸大病情，误导、诱骗患者，推销高价药品和保健品。鉴于零售药店数量庞大且分散，不易管理，卫生部门开始采取釜底抽薪之策。
2001年12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发文，严禁在药品零售企业中非法开展医疗活动。中医坐堂因这一纸禁令而被取缔。6年来，禁令所引发的争议不绝于耳，有人趁机主张取消中医，更多人则呼吁让中医坐堂合法化。
去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和卫生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9个试点地区正式施行《中医坐堂医诊所管理办法》。这份通知在业内被称为“解禁令”。为了规范坐堂行为，《通知》要求“坐堂医”必须是取得中医
执业医师资格后从事5年以上临床工作的医师；在诊治中只能使用中成药、中药饮片和药材，不能开西药或者采取西医医疗方式为病人治疗；一旦发现有出于经济利益驱动的大处方和误导、诱骗就诊者购买药品等现象，情节恶劣者将吊销其中医坐堂医诊所许可证。
“名门正派从来不怕规范。”陈幼生说。在他眼里，同仁堂、孔伯华中医馆等都是名门正派，而江湖游医不但在药店、诊所活动，还承包了一些大医院的专科科室，政府应该加强管理。
“恢复坐堂给中医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我们当然欢迎。”孔伯华中医馆总经理孔令谦说，但他担心，此举同时也给医生开大药方提供了便利，如果管理不到位，仍有空子可钻。
百年危机两代人
孔伯华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早年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建国后参与新中国第一家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辞世。孔令谦是其嫡孙，2004年执掌孔伯华医馆，现在有30多名坐堂医。
“论中医力量，我们在北京至少在西城区是最强的。”孔伯华说，即使是国家三甲医院的中医门诊部门，也未必比得上孔伯华医馆。
孔令谦将中医馆定位为盈利性医疗机构，虽然也卖中药饮片，但药品收入只占很小比例。“我们给患者开方，不要求他们在这里买药，将这个选择留给患者本人，只要求保证药物的质量和疗效。”
医馆赢利主要来自挂号费。“诊费根据大夫的水平和名望分为25元、50元和100元三档，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孔令谦说，这些诊费医馆提取一部分，大部分给坐堂医本人。
此外，医馆还提供养生指导和健康咨询，收费标准是全市统一的：治疗性推拿每次50元，针炙每次30元。
孔令谦已将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成功申办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北京市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项目。中医坐堂开禁后，他准备在朝阳区的CBD地带再开一家分馆。
孔坚持走纯中医路线。但在西医发达并日臻成熟的今天，中医有日益边缘化之势。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内就出现过一次排挤中医的风潮。1929年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就有国民代表提议“废止旧医”并形成“取缔中医”的决议。当时，孔伯华作为华北中医界代表率队赴南京请愿；而施今墨也发出了中医“外见辱于西医，内见辱于政府”的叹息，断言“中医生命不在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本身”。
“这句话搁在今天还适用。”施小墨说。去年，有人再次倡议取缔中医，施相信当今社会仍是适者生存，中医想要生存，关键在能否医好病。“只要能医病，任谁也消灭不了。”
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表示，当前中医药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有些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投入和管理，有些来自于社会，也有些来自于中医药队伍本身。
据高强透露，两会前，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发展中医药的协调会议，制定了一个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文件，准备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国家还将建立一批临床科研基地，研究探索攻克重大疾病的科学治疗方法和中药的发展。
陈竺新医改和开禁令
但业内人士都清楚，中医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积弊由来已久，远不是一两个文件所能解决。
施小墨认为，中医的出路在于与包括西医在内的多种学科结合。他主张政府在开办中医诊所、中药店和限定挂号费方面放宽审批，通过充分竞争来繁荣中医药。“有了竞争，市场就会起作用，把骗人的游医淘汰出局。”
陈竺在去年接任卫生部长后，提出医疗卫生工作“关口前移，预防为主”。自那以来，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中医，已经隐约感受到新生的冲动。两会期间，
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委员建议，充分发挥中医学关于疾病预防的“治未病”理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卫生预防保健体系。
面对这种冲动，以继承家业振兴中医为己任的孔令谦却特别冷静。“中医太热了，反而会坏事。”他不无隐忧地说，中医已经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撞击中挣扎了10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纯中医几乎已经没有了。
孔不但建议政府下功夫打造几所纯中医院，还主张从文化源头来强化中医的基础地位，因为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目前的中医教育体制有问题，中医的学问不是来自课本，而是从临床中来，需要医生在治疗中去领悟。”孔令谦建议中医在大学教育中从医科改为文科，同时放宽中医的师承关系。
对于中医师承关系，孔伯华亲传弟子徐宏勋深有感触。徐1943年师从孔伯华学医，1958年取得医师证，开始独立行医，1984年自办中医诊所。“中医学推拿按摩，3年就够了，学开方，没有10年不行。”徐如今年近80，却至今没有传人。这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让徐欣慰的是，国家已经认可中医传统的师承关系了。他说：“过去连大师的私塾弟子都不能参加医师考试，只有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可以考，现在只要师承三年以上就可以考了，而且考试内容也有区别。”
对于中医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高强也表示认同。他说，虽然已经有所改革，中医师的任职资格也不再需要考外语，但在校学生仍然“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三分之一时间学外语，三分之一时间学中医”。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为者常成
中医的基础在民间，许多默默无闻的前辈用他们的沉默和执着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让中医的薪火一代代传下去。我相信，中医一定会有和西医平等的地位的。
想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之一、代表中国民生的发展要求的中医前辈致敬。
－－－－－－－－－－－向老一辈中医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