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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被院士评先进的“肖氏手术”治愈率0%?

一项在由7位院士参加的成果鉴定会上被评为“先进”的手术方法,在其后通过各种途径被广泛传播,一度使不少患者以为见到了希望;但针对其具体疗效的可靠性的争议,则愈演愈烈。


谁来评定肖传国?

记者 邸利会

在父母的搀扶下,小芳(化名)蹒跚着推门进来,面色平静,身体柔弱。

这是经过“肖氏反射弧”手术治疗的患者。她在一年半之前接受了肖传国的手术,在不见好的情况下,从家里来到北京,寻求进一步的治疗——确切地说,她手术后不是不见好,而是情况变得更坏了。

小芳并非唯一一个接受此类手术的患儿。10月16日,另两位脊柱裂患儿的母亲同时将河南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告上了法庭。诉状说,三年前她们的孩子在这家医院接受了治疗大小便失禁的手术,但病情至今仍没好转。而且,和她们孩子同期住院的病友中,没有一例治愈的,与医院宣传的“85%的手术成功率”相差甚远。更为严重的是,术后孩子左腿出现萎缩、变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患者之殇

现在为小芳治疗的医生说,他不便对他的同行进行评价,但可以听听患者是怎么说的。

2007年底,小芳的母亲第一次注意到了电视播出肖传国的“肖氏反射弧”及其治疗效果的片子。而在此之前,罹患脊膜膨出的小芳已经进行了五次手术,但收效甚微。小芳的母亲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试一下。

“当时,我也咨询了医生。”小芳的父亲告诉《科学新闻》,“他们和我说,最好不要做,可是她母亲太心急了,想着有一线希望,也要尝试一下。”

从电视和网络上了解到,郑州也在做类似的手术,小芳的父亲就赶到了郑州。但亲眼所见医疗环境的低劣让他不相信这就可以做成手术。随后,在多次询问下,才知道这一手术的创立者肖传国是在武汉的协和医院。

2008年3月,心急如焚连夜赶车到达武汉的一家人,赶上了肖传国正在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当时有外国记者来,也有外国学者来,我们家属全部在里面听他讲。还有从越南、台湾来的病人。病人家属我们都有联系,当时做了十几个人,现在最起码七八个人都有联系,没有听说一个好的。当时说的是,至少有60%的治愈率。”

据小芳的父亲说,按照当时的承诺,小芳在术后半年到一年时间就可以有起色,但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当初,左脚因脊膜膨出而有些内翻,为了做肖氏反射弧,必须用一只脚的神经去接膀胱。而医生说,用有毛病的左脚的神经去接,效果不好,于是便切下正常的右脚的神经接了过去。医生说,右脚暂时会迟钝一点,过三四个月会慢慢恢复过来,最多半年。但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双脚没有一只见好,同时膀胱的排尿并没有恢复正常。

“尤其我到郑州看的时候,觉得那些农民,辛辛苦苦,这里借钱,那里借钱,东借西凑的两三万块钱,在那里做手术,要成这样,就真的是惨了。经济基础不好的,搞的是家破人亡。”小芳的父亲说。

如今,小芳读完初中后就辍学在家了,父亲觉得读了也没用。他说:“要去打官司,也不重要了,只要小孩能康复起来,像正常人一样,其他都无所谓了。”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还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医治。”小芳的母亲说。

一场鉴定会

小芳接受的这一手术,其基础是人工反射弧理论,创立者是武汉协和医院的肖传国教授。

在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看来,肖传国之所以能够大肆宣传其理论,并在部分医院开展其手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04年的一场鉴定会。

2004年8月,由鉴定专家同济医学院裘法祖、北京大学医学部韩济生等7位院士和一名教授组成的鉴定会,认定肖传国的成果对于解决先天性脊膜膨出患儿大小便失控“具有重要意义和突出的创新性”。

据当时参与鉴定的第三军医大学王正国院士回忆,该项目最早由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副主任叶鑫生推荐。而看一些材料的介绍,该成果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反响,国际上有关专业会议都作了介绍,在国外有着很高的评价。

但这样的鉴定会在专家组成上却存在着缺陷。组长韩济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鞠躬等人长于基础神经的研究,对于临床并不擅长。而在所有的专家中,只有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金锡御教授是泌尿外科的专家。而当时,中国泌尿外科的唯一一个院士郭应禄并不在邀请之列。其实,在肖氏的该项成果参加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奖以及肖氏参与申报院士时,郭应禄就曾提出一些意见:效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确实。

“我不是专门搞泌尿外科的,当时,基金委的专家推荐他。另外,裘法祖对他也比较赞赏。我非常尊重裘教授,他平常是一个科学精神很强的人,医德、医风都是典范。所以没有接触情况之前,我对这个成果就有好感。”王正国说。

这次鉴定会上,肖传国专门找了几个病人,当面来看效果。从外行角度看,略微施加点压力在腹部,就可以正常排尿了。但作为尿动力专家的金锡御提出,这可能表明目前的排尿主要是压力造成的,而不是神经功能恢复造成的。

“当时有基金委的专家推荐,裘法祖强烈推荐,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国外评价很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原创的、国外欣赏的成果不是太多,我抱着鼓励和学习的态度,当时觉得还是不错的,我也没太多说话,因为我临床做得很少。”王正国坦言。

同时,专家们也提出,该成果虽被认为解决了临床上的实际问题,但其原理分析尚需完善;此外,这项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也应充实。当时请的专家大多是搞基础的,临床医生极少,但专家们仍然将成果确定为“先进”。

“这可能有一些情感因素。金锡御论资历、论权威性,都不如别人,别人是院士,年龄也大,尤其是中国的传统,要做到不管别人再大的名气,不同意就能提出来,常常是做不到的。”王正国告诉《科学新闻》。

鉴于肖传国“手术做得很漂亮,效果也很好”,加之裘法祖的推荐,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鞠躬院士不会相信结果是“假”的。“因为,裘老师是很认真的,很严格的,裘老师还到平顶山去看了的。我相信裘老师。”鞠躬承认肖的工作在临床上还是有价值的,虽然在理论上还需要完善。

竞选院士惹的祸?

鉴定会上成果获得通过,似乎为肖传国竞选院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2005年9月14日,搜公司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邀请方舟子在搜狐健康频道在线谈《生物医学的规范》,对于“肖氏反射弧”的学术地位提出质疑;2005年9月21日,方舟子在搜狐新闻频道发表文章《脚踏两只船,中国院士越选越滥》中,进一步指出肖传国在国际上毫无影响,而“肖氏反射弧”在国内医学界也没有得到认可。

肖传国认为,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和污蔑,特别是对他的学术工作和所获国际认可的各项指控均完全背离事实,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权。由此,肖传国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2005年10月8日,肖传国向武汉江汉区法院正式递交诉状算起,直到2007年11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为止,基于大致相同的诉求,肖传国先后在武汉、美国、北京提起诉讼近十次,状告核心人物方舟子侵权。

2006年7月25日,武汉江汉区法院一审宣判,方舟子败诉。不久,先后有600多人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关于肖传国诉方舟子案的公开信》上签名,抗议法院判决不公。信中称,方舟子撰写评论文章对院士候选人肖传国进行质疑,是正当的学术批评与舆论监督,完全符合中国科学院公布院士候选人名单以加强社会各界对院士增选工作的监督的目的,同时也是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

“我觉得打官司也没意思。”鞠躬说,“人家在网上爱怎么说你,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要较真,没必要。大概没人能陪得起他打官司。打官司很贵,拖下去,别人陪都陪不起。”

2007年11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从法律的角度说明了双方在肖传国本人的学术水平以及“肖氏反射弧”的国际影响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法院认为:“上述争议均属学术领域范围内的争议,应局限于学术领域依靠学术自治妥善解决,法院不应更没有能力对此做出法律评判。”

同行的尴尬

既然法律上不能解决学术争端,那么究竟该由谁来评价肖传国和他的“肖氏反射弧”?但令人略感沮丧的是,在官司过后,迄今没有哪一个泌尿外科同行愿意再对此项成果进行评价。

北京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专家告诉《科学新闻》:“依靠同行评议目前是不可能的,我敢保证没有哪一位专家愿意进行评论。如果同行评议的话,我说什么,他(肖传国)总有很多理由说我的不对。”他同时认为,肖传国的方法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只是如何由动物实验到临床,需要更多考虑。而对于肖本人,还是尽量“不招惹”为好,“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说。

从事神经基础研究的鞠躬则坦言肖传国一开始所做的基础研究,如运用电子显微镜所做的组织切片不够令人信服;另外,他画了个反射图,从神经解剖来讲,中间是不正确的。“因为通过挠皮肤引起的神经反应,不能直接到运动神经元形成反射弧,他是这么画的。这种反射弧,是直接到肌肉的,不可能皮肤感觉就能达得到,是经过中间神经元才能到前脚去的。他缺了个环节,但他就画,他也不听人家意见,就认为这是很对的。”鞠躬说,“我不喜欢这种事情。”

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42届国际脊髓大会上,上海同济医院的张世民曾与肖传国先后作了此方面的学术报告。“肖传国的这些文章,我以前都仔细读过。我们也作过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我在我的报告中,末尾用了1张幻灯片提出了这个反射弧尚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需要进一步研究。会后我们也与肖教授当面交流过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张世民告诉《科学新闻》。

此后,张世民写成针对“人工反射弧”的大约500个单词的评论,发表在2004年的美国《泌尿学杂志》上。

而作为同行的北京朝阳医院泌尿科主任杨勇拒绝发表任何评论,此领域唯一的院士郭应禄也因“身体不好”的原因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由于临床的权威检验并没有进行,有关这一手术具体的治愈率并没有一个来自第三方的统计结果出现——而郑州的这家医院已经停止做此项手术。

据悉,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颁布,于5月1日实施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于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的医疗技术,按照医疗技术分类分级管理,第三类医疗技术,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加以严格控制管理;而对于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审核、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监督管理也将获得可依据的规则。

“肖氏手术”治愈率:85%,还是0%?

记者 邸利会

彭剑律师继续忙于搜集整理各方证据。此前的10月16日,两名脊柱裂患儿的母亲将河南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告上法庭,目前法院将庭审的时间初步定在12月28日。彭剑透露说,在年底之前,预计还会有20个左右的患者(家属)提起诉讼。

调查重新启动

“我意识到,对这个案子,只能是众多的病友,最好是同期的病友一起揭发才有效。”彭剑告诉《科学新闻》,他从2006年开始试图搜集患者名单——那一年,方舟子因为对“肖氏反射弧”这一理论及其提出者肖传国在学术界的地位提出严厉质疑,而遭到肖传国的起诉并一审败诉。

2007年暑期,当手中的名单已经积累到几十个时,彭剑便安排实习生,开始做电话访问。“当时,我们打通了40多个人的电话,了解到他们术后的结果很不好,绝大多数根本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有造成残疾的。”曾参与电话采访的刘琳告诉记者。

但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却遇到了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支持。期间,虽然有一些公益组织有提供资助的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而此时不断有患者来到彭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希望“加快法律援助的进程”。

2009年9月,当资金较为充裕之时,调查取证的工作再次启动。这一次,据患者彼此通信获得的150多人中,打通电话的有80多人;现场采访人数15人。彭剑说,目前“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每天至少有2个,多至3,4个电话打过来为案件提供佐证。

在迄今为止所接触过的接受了“肖氏”手术的病友中,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例完全成功,手术有明显效果的比率也很低——这与医院方面所宣传的“治愈率85%”形成鲜明对照。

更多的矛盾

彭剑律师还发现了另一处让人觉得难以理解的矛盾。

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在2007年2月28日为肖传国2007年申报院士出了一张证明,称:郑州大学神经泌尿外科研究中心自2006年1月开始应用肖传国教授发明的“人工体神经-内脏神经反射弧”技术,治疗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所致的神经原性膀胱患者117例,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但彭剑查到,2006年8月14日的《大河报》曾经报道:“昨天,小善善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接受手术……小善善的手术是河南首例……郑州大学及基础医学院院长董子明说:善善的手术创下了河南第一——河南首例‘人工反射弧’手术。而郑州神源医院也创下全国第一——这是国内首家跨学科的‘神经泌尿外科’医院,是郑州大学科研、临床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也就是说,该中心迟至2006年8月13日才做了第一例“肖氏反射弧”手术。此时距离该中心为肖传国出具治愈率证明仅有6个半月,与其证明称“术后随访8个月以上60例”明显矛盾。

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采访了在2006年8月到2007年上半年年间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做过“肖氏反射弧”手术的一百多名患者,未发现有一例大小便恢复正常,许多患者术后反而病情恶化。从手术时间看,这些患者至少应该占了该中心证明所说的“117例”的相当一部分部分。这对“85%的患者大小便已恢复正常” 的院方声称提出了强烈质疑。

“让病人来说,是最客观的”

由于调查取证获得的治愈率接近于0%的结论,让人太过震惊——这是否与非专业人士的询问(彭剑等人的调查)会造成一定的偏差有关?

“民间的统计方法和结果,虽然正式发表可能还需通过评审,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北京博爱医院教授廖利民如此评价,“目前,只有病人说话才可以说明问题。要想伸张正义,还得走病人这条路。如果手术成功,病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手术失败,病人是最大的受害者。让病人来说,是最客观的。”

对于花费财力、人力进行患者的逐个问询,对于彭剑来说,是条最直接也可能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取证路径。“找同行专家评议,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已有的、对这项手术的技术鉴定都是‘权威们’做的,包括了一些科学技术成果的鉴定。现在再来找专家,作出不同的鉴定结论,岂不是很难?况且,我发现,现在同行专家都有意回避。”彭剑说。

彭剑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专家都不想卷入,尽管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病人这个样子。”一位知名泌尿外科专家告诉本刊,“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我们说的可能不起任何作用。他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懂。所谓专家同行,在他眼里,任何人都可以说成什么都不是的。”

“同行评议”

但毕竟还是有专家敢于说话的。

“我用两句话来描述吧。第一,这个手术绝对不是像他描述的,解决了神经膀胱的问题;第二,这个手术可能对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因为毕竟有一定的适应症,有一些病人可以用这个治疗,但绝对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可以。”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宋波教授如此认为。

宋波表示,他对这类手术不赞成目的吹捧或者宣传,因为这毕竟不是商业活动。“如果说解决了神经膀胱的问题,我极力反对;以此报科技进步奖,我也是不太赞同的。”他同时认为现在也没有充分证据说他的手术完全无效。“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完成,适应症到底是什么都还不能确信,就说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这是不成立的。”

“他是把(神经外科)技术用到泌尿外科上。我们在临床上也看不到几个病人,实际的手术操作我们也没见过,根本就发表不出什么意见。是人家领来的病人,我也没看手术,他那时候文章也没有。国际上对他的评价,我们更不了解,都是他自己说的,看不到国际上对他的评论。他说我们开展不了这个手术,但他们自己为什么也推广不开呢,我们也有疑问。”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告诉本刊。

“做科学,我们要允许出错,允许探索,做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不能允许在没有完整的科学证据的条件下,在没有大量循证医学的证据下,就说解决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这是不科学的提法,我反对这样的提法。”宋波最后如此总结。

手术效果统计表

接受调查的、在2006年8月末至2007年3月下旬接受手术的74例患者手术效果统计

效果分类人数
治愈且无不良反应0
大小便完全恢复正常0
大小便基本恢复正常0
大小便有很大的改善效果,接近正常1
大小便有相当的改善效果4
大便基本正常,小便也有一定的改善1
大小便均有一定的微小的改善1
大便无明显改善效果,小便有相当的改善1
小便无明显改善效果,大便有一定的改善2
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只是感觉大便好了一点点。2
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只是感觉小便好了一点点。8
手术基本上没有任何明显效果32
手术没有任何效果22
是否残疾、副作用
无明显副作用
腿、脚相对无力、萎缩1
脚变形1
腿、脚相对萎缩且行走略微异常7
腿、脚畸形且瘸或行走明显异常21


彭剑律师自2006年开始接受“肖氏术”患者求助后,至今累计收集了一百多位在郑州神源泌尿外科医院接受“肖氏术”患者的信息,其中2006年8月末至2007年3月下旬手术患者人数为110位;先后有四位律师、两位实习生合计六人通过电话联系上述110位患者,但仅拨通并成功访问了74位患者或患者家长。

电话访问统计结果显示,手术的无效率高达73%、致残率高达39%。

如果将“手术成功”定义为“治愈,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且无残疾或不良反应”,那么,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例成功,即成功率为零。

“‘能治好’这三个字,对家长来说,简直让他拿命换都愿意。但我们知道没有好的,不残废就不错了。如果我们不找他们的话,很多人就主动沉默了”

寻访让志愿者震撼

刘琳是参与寻访的6位志愿者中的一员。从2009年11月10日出发,在寒潮和大雪的陪伴下,她途径成都到四川眉山、德阳、广源;随即北上经山西临汾转车到高平。整整一周,马不停蹄。11月18日,刚探访归来的刘琳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没有一例痊愈,反而有致残”

《科学新闻》:前两天降温,一路上挺辛苦吧?

刘琳:是,天也冷,路也不好走,整个过程挺难的。我去山西的路上,山上都是厚厚的雪,没有太阳,人也很压抑,走了两天,才见到当事人。但一看到当事人的脸,就觉得他们才是最难的。他们很麻木,很苦,有点像闰土那样的。

我就很生气,为什么你们不去北京大医院呢?这不明摆着么,大医院都不行(这些小医院能行吗)。但他们说,当时就看中央台的宣传;他们以为中央台的节目肯定没有问题。还有郑州大学的牌子,专家的牌子。

《科学新闻》:你调查了几位病人,结果怎样?

刘琳:我拜访了4位患者,没有一例痊愈,反而有致残。两个未成年,两个19岁——当然他们动手术时也还未成年。

眉山的一个小孩本身腿是有些畸形的,但还可以走,去医院时是自己上楼的。但手术后,切除神经的双腿就不停地溃烂,后来不得已就截肢了。他2007年9月在郑州做的手术,两年后在眉山当地做的截肢。当时双腿溃烂没有办法,郑州那家医院的大夫和患者家长说,不然就做截肢吧;他还带家长去看假肢的企业,推销康复产品。

《科学新闻》:当时医院没有提示他们,手术或许有风险?

刘琳:没有。他们当时得到的承诺就是85%的治愈率,基本都能治好。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去的,完全相信那些大夫——他们看到大夫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特别可信。只是孩子已经上手术台了,然后就像常规似的,拿一份手术风险提示书过来要求签字。家长那时那么多事情,心都已经乱了,就签字了。没有人为他们作讲解,他们是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果的情况下签的。

《科学新闻》:其他几个地方患者的情况呢?

刘琳:山西的小孩以前也可以走,但现在残疾了,手术后腿脚出现萎缩,现在已明显畸形。以前一年需要花费1000块买尿不湿,现在不但没有治好,更是雪上加霜。他2008年底的时候到积水潭医院看腿,大夫说不能再做手术了。

德阳小孩做完手术后,他妈妈一开始还觉得很幸运,可能起初孩子的病情就不是很严重,孩子比较小,后来好像还有一点好,至少没有变坏,就很开心。因为他们同期的很多病友都出现瘫痪、萎缩。但结果过了半年多,孩子动过手术的腿就开始萎缩、变细。

“一路上我们都很压抑,特别不愿意问,觉得太残忍了”

《科学新闻》:你看到的家长和小孩是什么表现?

刘琳:小孩不像一般的小孩那样淘气、活泼,见到人好奇啊什么的,全都很沉默。家长们说着说着就想哭。但是毕竟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觉得也就算了。他们有些都是在医院过的年。从回家来存有希望,到后来希望破灭,最后到绝望,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的苦。

《科学新闻》:小孩子都还在上学么?

刘琳:都没上,不愿意去。有一个上初中的,都不去了,尤其是小男孩,不能跑,不能玩,生活也不方便。

我唯一问过19岁的一个——对于孩子,我们基本上不会问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让他们听到(我们谈论他们的病)。我问他,你有什么话想说?但他就是什么都不说,可是他会提供他们病友联络的qq群。他会说别人,但对自己什么都不说——也没什么可说的,双腿都没有了。他也不太想诉苦。但他妈妈就不行,一说起来就哭,想以后我们不在了他怎么办。

《科学新闻》:打电话问和当面问有很大区别。

刘琳:从我个人的角度,如果打电话,就是问一些设定好的很标准化的问题。但当你见到他们面时,就有些不太愿意去问的感觉。

他们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倾诉,不用你问。只要见面一谈到这个病,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压抑太久了。所有的问题在讲述中都有了答案了。我们从法律上提供帮助的人变成了愿意从心里给他们一些安慰的人。我们还得安慰他们说,你这样子,在我们看到的里面,还算好的。我知道这话很不好,但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安慰他们。一路上我们都很压抑,特别不愿意问,觉得太残忍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

《科学新闻》:你们还会做更多的问询么?

刘琳:对。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些,找到更多的患者。因为对方很可能会辩解,你们找到的都是不成功的例子。其实,他们宣传的小善善好了,事实上也没好。我们也想找到成功的案例,哪怕一例,但可惜迄今没有找到。

《科学新闻》:患者家里经济上是怎样的状况?

刘琳:眉山的那家还行,对手术费用能负担得起;只是很气愤,因为孩子截肢了,等于是被医院骗了、害了。他们如果起诉不全是为了钱。德阳的一家,家里孩子多,亲戚帮衬着也行。广源的条件还好,但家长当时就明确和我们说,他(打算起诉)不是为了要这个钱。

山西的那个,父亲是一个矿工,现在下岗了,住在山上的窑洞里面。他养了30头猪,他就住在那种暖气什么都没有的屋子里面,还得省下来暖气给小猪,要不然猪会生病。他好像是上过高中吧,有点维权意识,还是想打官司。

《科学新闻》:在取证上,有什么难度么?

刘琳:从法理上讲,没有什么难度。患者的家人见到我们是为了这样的事,都很积极主动地配合我们。目前,我们证据也很充分。

我觉得这个手术就不是很成熟的技术。但他就跟人家宣传说,能治好,85%的治愈率。我觉得“能治好”这三个字,对家长来说,简直让他拿命换都愿意。但我们知道没有好的,不残废就不错了。如果我们不找他们的话,很多人就主动沉默了。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就会有很多人跟着站出来。但如果一个都没有站出来,那就会慢慢都认了。

《科学新闻》:这次调查对你个人有什么改变?

刘琳:以前也看到医患纠纷、听到一些医疗宣传,可能看到就算了,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但现在看到这些宣传,我就会怀疑。为什么大的医院不能治疗,这些小的医院能治呢。而且越是小的医院,他们越是宣传背后有多么强的研发力量,我就会有怀疑。

《科学新闻》:你对在郑州实施手术的医生怎么看?

刘琳: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

中国式同行评议——可怕的缄默

文/方玄昌

在本刊有关“肖氏反射弧”的几组报道相继刊出后,一位自称是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多次给本刊编辑部来信来电(其电子邮件来信的部分内容在《众说“肖氏反射弧”》中刊出),反复强调:媒体不应该介入此类问题,医学问题和医学争端应该在专业内解决。

“媒体不应该介入此类问题”显然是荒谬的。全世界的媒体,包括大众媒体和专业媒体,医学和健康问题都是其重要报道方向;涉及到医学争端的事件,往往是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报道重头;来信认为“媒体不可能对学术争论、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争论能给出正确的权威的判断和结论”,这句话本身没错,但以此为由而要求媒体不能报道这类问题,等同于让全世界的大众媒体彻底停业——因为任何一个领域,包括最普通的社会新闻,相关专家都可以给出这一理由而要求媒体不要过问。

医学问题和医学争端应该依靠专业内的同行评议来解决,这是对的。事实上,包括本刊,以及报道同一事件的《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科技报》,传达的也都是对这一事件了解比较多的业内专家的声音,“不懂专业”的记者,自己是不可能对医学问题给出结论的。

然而在报道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中国学术圈一个严重的问题暴露出来了。

包括本刊在内的这三家媒体,在采访泌尿外科、神经外科专家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诸多专家要求匿名,甚至于在匿名的前提下,依然不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些专家包括了“中国国内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专家”(一位专家的评价),其中还有不止一位院士。当然,这些要求匿名的专家对“肖氏反射弧”的评价无一例外是负面的。

为什么他们要求匿名?为什么在媒体介入这一事件之前,这么多对“肖氏反射弧”的强烈质疑没有在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期刊上被提出?

本刊在采访的过程中找到了两方面的答案。

第一是碍于肖传国的恩师、已故医学家裘法祖的面子。这尤其表现在2004年8月对“肖氏反射弧”手术的那场鉴定会。“由于裘老师的推荐,他又在场,我们不好说什么,”当时参与鉴定的几位专家(大多数是院士,其中几位在研究领域方面并不适合参与这场鉴定会)都表达出类似的意思。

第二是害怕遭遇报复性的恶意诉讼。针对“肖氏反射弧”这一事件,由于已有站出来揭露问题的“先驱”方舟子遭遇几场诉讼的先例,诸多专家感到了恐惧:“我还想做研究,还要生活。”

由于第二个原因的存在,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很难去指责这些专家个人的学术道德和良心。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我们的体制——不仅仅是科研体制,还有司法体制。

一位泌尿外科专家给本刊来信,认为“肖氏反射弧”事件可以与韩国黄禹锡事件相提并论。

但不同的是,韩国黄禹锡东窗事发之后,韩国政府和学术界并没有对其姑息,而是遵从了学术圈固有的规范,先组织调查组,在学术上进行广泛的取证研究,给出学术上的结果后才将其送往司法机关;曾经在韩国拥有崇高地位、被看做是民族英雄的黄禹锡,并没有能够轻易将质疑者送上法庭。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表示本刊已经认定“肖氏反射弧”就是一个错误;而是要强调,一种学术成果,必须要允许更多的同行参与讨论、提出质疑。学术圈的万马齐喑是可怕的:科学之所以不断进步,正是因为其具有不断自我纠错的功能;而这种纠错,则必须建立在同行评议基础上。

而针对医学问题,这种缄默可能更是灾难性的。

数年前,笔者在采访一起假医假药案时,一位医生曾经沉重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患者需要用自己的健康乃至于生命,来‘验证’这些被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审批通过或者默许的药物和疗法……”至少在目前看来,“肖氏反射弧”作为一种临床手术还远不够成熟,并且对病人有着可能的潜在伤害,如果没有权威专家出来指证、没有媒体和个人出来质疑而放任其推广,其后果就可能是如同这位医生所说的,要让患者用自己的健康乃至于生命,来对它进行“验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的缺失、允许“面子问题”和“害怕报复”成为阻碍同行评议的理由,这比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行为本身更为恶劣。

但愿,如同“肖氏反射弧” 事件一样的同行集体缄默在中国仅仅是个案。


来源:科学新闻
-----------一位民间中医的医术就那么难评审?可这个西医呢?就因为他老师的面子就祸害了那么多人!这就是卫生行政部门主持下的罪恶!
-----------哎,无声的叹息
-----------用脚投票的时代啊,这就是权利啊,我们没有这权利啊,只好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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