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3月31日18:30 《小康》杂志
中医药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思维变异中，逐渐丢失了本有的“中国特色”而被边缘化，如果再不及时以正确的方式挽救，或许过不了多少年，不排除像大熊
猫一样成为“濒危国宝”，从现在的“危症”恶化成“绝症”。
采写/《小康》记者马世领
现在的有些个所谓中医，叫什么中医！？”3月19日，在位于北京北四环西路银谷大厦的大诚中医门诊部里，面对《小康》、新华社、《北京科技报》等几家传媒记者，被称为“把中国针灸推向世界的中医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程莘农，提起中医药的现状和危机，不顾85岁高龄的髦耋之躯，仍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中医药发展，发展什么了，不能光看数量啊，我们中医院校培养的中医学生有几个真能用中医看病的？整个一个导向失误啊！”
望
“察颜观色”诊
“望而知之谓之神”—《难经》
迥然的差距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披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卫生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医药已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现已有中医、针灸机构5万余所，中医师2万余人、针灸师10万余人。
“这得益于一批老专家和领导多年来在国际上的呼吁和推广，在欧美等一些国家，他们认为的中医几乎等同于针灸。”3月13日，以针灸疗法为主的纯中医机构北京大诚中医执行院长程凯告诉《小康》。
“国外到我们中心参加培训的人越来越多，国际上认同中医药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王宏才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1992年对中医药研究的投入只有200万美元，现在已超过1个亿。”
但令人不解的是， 国内的大多数医院不仅没有针灸科，有的近来也都撤消掉了。据悉，在国外，针灸1次差不多是几百元人民币，而在国内只有几元钱，十几元钱。“巨大的差距让人觉得针灸不值钱，用的学的知道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王宏才分析说。
而与之反差明显的是，来大诚中医就诊的患者平均每天有70〜80人，“我调查过，几乎100%的患者没有过针灸经历，但我们开业半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程凯对自己的医院满怀信心。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和横向的国际角度，将中医药与西医药比较更让人匪夷所思。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中医医院2600所，病床27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万人，中等中医药学校近50所，一些西医院校和综合大学也设立了中医药专业。“似乎50多年来中医教育蒸蒸日上，但如果我们将之与现代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差距之大，”3月15日，从1992年就开始研究“中医药战略”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谈及中医药的危机现状忧心忡忡。
据统计，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中西医在校生人数之比超过1：5。“而且，中医院校的规模小的多，教学条件、环境及经费投入均与现代医学院校相距甚远，”贾谦补充说，“更可笑的是，中医院校的学生1/3时间学西医，1/4时间学英语，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1/250的时间学中医，这是何等的不对称？！”
民国初年的全国中医人数约80多万人，大多分布于农村，而西医大约只有1000多人，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到了1949年，中医约27.6万人，2004年27万人，不仅有减无增，而且其中基本能用中医思维诊治疾病者不过3万人，能较好掌握中医思维者不过3000人，真正的名医不过300人。与西医比较，1949年西医人员8.7万人，到1999年就增加了18倍，多达169.6万人；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与中医院比例为4：1。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估计，全国中医院中，中医药的收入与西医药的收入之比为3：7，也就是说，中医院主要是靠西医药的收入来养活自己，绝大多数中医院并不姓“中”。在各中医院中，坚持开汤药处方的中医大夫约占1/10，大多数中医大夫是兼开中成药和西药，甚至以后者为主。据悉，更有甚者，许多中医院所开的中药处方只占整个医院处方的3%，有的甚至在1%以下。
据有关机构调查，75%的在校大学生不知道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的奠基经典《
黄帝内经》，少数人声称知道，但有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好像是金庸写的武狭小说”。而在韩国和日本，《黄帝内经》被尊为“医界圣经”和“国宝”，欧美各国还设有专门机构研究该书。原本是中国土产的中药材和中成药，在世界每年400多亿美元的中药交易量中，我国的份额多年来一直徘徊在3%〜6%，而日、韩两国却占有80%以上。
据了解，2005年国内药企和众多医药科研院所向中国药监局(SFDA)申报的几百个新药批号里，基本上都属于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都是仿制药，甚至数百个药企仿制同一类药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药产品。但最令人担心的是，SFDA已接到有关涉及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律师函30多件。“我国医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被动局面，目前的纠纷只是开端。”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据悉，早在20纪世90年代初，我国仿制西药就占到全部的97.4%，今后在使用权限上难免要受制于人。
而中药正大份额地丢失其在国际上的注册专利，仅以国际专利分类A61K35/00大组(结构不明的医药配制品，大多为中药)为例，据初步统计，1998〜2001年，国外医药企业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比例已经开始悄悄攀升。“在中国申请中药领域的专利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应当引起国内业界人士的注意。”有识之士提醒说。
闻
“听声嗅味”诊
“闻而知之谓之圣”—《难经》
刺耳的声音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在学科本质上，‘继承、发展、提高’三步战略的第一步都没能得到有效落实，很多中医优秀思想、实用技术、优秀人才已经呈现窒息、萎缩、失传、流失的势态。对此，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挽救、保护，尤其是有效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当天整个大会过程中惟一一次打断发言的共鸣。
王旭东直言不讳地特别指出，目前中医的临床治疗、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诸多领域，中医最具特色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得不到继承和发扬，审证求因、辨证论证的灵魂没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中医中药可有可无，一切都用西医的一套，中医二字成了装点门面的敲门砖。
1992〜2003年10年间，国际上发生的几起被认为与“中药”中某种成分相关的不良事件，导致了中药无知者对中医药的信任危机：1992年比利时发生“苗条丸” 致减肥患者
肾损伤(其中的中药“
防己”所含的马
兜铃酸)事件后，“
马兜铃酸肾病”被有意无意中演变成英国的“中草药肾病”，美国的“中药肾病”，2002年美国FDA在“没有收到类似不利事件的报告”的情况下，命令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已知含有和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原料和成品，结果多达79余种中药材被列入黑名单；2003年东南亚
龙胆泻肝丸致肾损伤(其中的“关
木通”所含的马兜铃酸)事件后，国际上又大肆炒作，不负责又无知的国内传媒也随之跟风，出于错误的舆论压力，中国药监局决定取消
关木通的药用标准，不仅导致国内相关产业损失惨重，也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罪责都推到中医药身上。
“这实际上是中外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的结果”。有专家指出，西药“反应停”曾导致7000名儿童畸形，但并未遭禁；对于
四环素牙、
链霉素致聋、洋
地黄超量致命等，医学界也没有简单地抛弃，而是宣传、防护、合理使用，减少不良反应。“中医中药是一体的，废医存药、中药西制的结果使中药没有了灵魂，在此前提使用的中药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了。但如此简单地听命于人，受制于人，对于中医药的发展贻害无穷”。
“说起来可笑，我当年的不少同学，是在中国学中医，到国外学英语；现在都倒过来了，是在中国学英语，然后到国外学中医，因为国外有明确的准入标准啊！”3月24日，中华医学会理事、浙江省中医院常务副院长宋康提起国内外中医发展的反差有点“哭笑不得”，“纯正的中医不仅已经很少存在，照现在的大环境，中医肯定是生存不下去。”
钱学森曾给当年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写信说，“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办法结合，不是中医吃掉西医，就是西医吃掉中医，实际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
问
“嘘寒问暖”诊
“问而知之谓之工”—《难经》
肤浅的偏见
中医药有疗效吗？比西医药疗效差吗？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都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1959年，我国南北发生“流脑”，西医治疗死亡率为30%〜40%，中医治疗死亡率仅为10%，且没有后遗症。19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
全球每年死于
肺结核和
疟疾的患者各有200万人，仅流感就夺去25万人生命，但被媒体炒得人心惶惶的2003年SARS在我国内地的死亡人数只有200人左右。没有采纳中医药防治的初期的死亡率和采纳中医药后中期死亡率相比，明显下降。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因为，中医药产生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先人与流行疫病做斗争而不断积累经验的历史。”贾谦介绍说，“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医药急诊无效，对慢性病和疑难病更有效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
在西医药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目前仍有70%的疾病无法解决，而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误诊率高搭50%。药源性、医源性疾病也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1997年，中国210万人因西医
药物反应住院，19万人因此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综合的12倍。与此对应的是，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岳凤先研究员的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1949〜1989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
中医药学科学吗？是科学吗？
2003年11月，金发碧眼的加拿大中医博士生胡碧玲(BrendaHood)，在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为主题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从一个外国人学中医的视角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医的不幸是遇到了西方的‘科学’，在这种惟一的衡量标准下，中医就成了‘不科学的’、‘迷信的’的东西，这是中医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
曾几何时，“中医药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反科学”，直到今天，有些人还在主张中医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陷入“科学主义”怪圈，把“中医研究”变成“研究中医”，用现代西方医学来研究、解释中医。
“实际上，中医药学不仅是我国原创性医学，而且是我国应用了几千年的成熟医学、理论医学、前沿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体系的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的古典书籍的1/3都是关于医药学的，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因此，简单用现在的西医理论和西药标准来理解中医药，还为时过早。”贾谦充满了自信。
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教授12月22日专门撰文指出，“2005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为中国最高的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从研究到科学，两字之别，意义很大。”
王旭东在3月9日的“全国两会”上几乎是宣布式地发言说，“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
中医药产业有前途吗？有经济价值吗？
解放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曾以全世界1%的卫生费用基本解决了22%人口的医疗健康问题，用仅为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涵盖率曾达85%。“这中间中医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贾谦说，“但因为后来忽视了中医药的简便廉验的优势，医疗改革失误等原因，导致目前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
据悉，美国仅有2.8亿人口，在2000年，医疗卫生总支出已高达1.3万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GDP为1.36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但是仍然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贾谦对此分析认为，“所以，发达国家以现代生物医学为主的卫生保健体系模式不可能在全世界，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而中医药不仅价廉效显，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人性化服务更符合现代生物—社会—心理医学理念，故完全没必要照搬西方在实践过程中已屡屡碰壁的医学体系。”
“我是学中医出身，又会西医，我们医院是中医院，实际上是综合性医院，因为西医收费高，经济效益好，但说实话，从社会效益看，从投入产出比看，肯定是中医好。”宋康坦言。
2003年，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治疗SARS过程中，采用以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法，花费最高的一个患者也只用了5000元人民币，不仅痊愈，而且没有后遗症；而单纯西医治疗一个患者需要10万元人民币，且有股骨头坏死等严重后遗症。“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中医药的经济价值不可忽视。”贾谦总结说，“中医药是最有前途、最重要的知识经济产业。”
切
“循经把脉”诊
“切而知之谓之巧”—《难经》
错误的导向
“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他们都是按照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克特曾在德国宣传了48年中医药，在1983年就提醒说，“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
“这就等于说是中国人自己消灭了中医啊，”86岁的老红军战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区德士，因为中医药曾先后救了他和老伴沈文倩的命，从此迷上中医药，如今仍坚持做普及中医药的志愿者。3月12日，在他们简陋的寓所里，对《小康》说起国人自毁中医药前程的危机来，他们痛心疾首，“我们余生不多，也要为中医药学到老，干到老，喊到老”。
“波克特自己说，因为他懂西医，且是教西医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评西医。而我们的个别院士声明自己不懂中医，却敢否定中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贾谦对此难以理解，他甚至毫不留情地对自己1998年在编著《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因无知犯下的错误而造成的对中药的误导痛心不已，经常以此对访者忏悔，鞭策自己。
实际上，对中医的打压和误导并非“一日之寒”。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因为丧失民族自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思，进而矫枉过正，尤其是政府主管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错误主导性言论，逐渐把中医药打入冷宫。
1914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惟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以立法形式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两度准备消灭中医，但因当时中医药的民众基础深厚而未能得逞。但中医药遭受的歧视和误解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社会地位随之江河日下。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中央卫生部主管领导甚至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起打倒，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求中医学习西医。毛泽东主席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撤了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的职务，提出“西医要学习中医”，并确定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疗体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1982年，“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还被写进《宪法》第21条。
“尽管如此，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尝试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不敢设想，若有人状告卫生部违宪，卫生部如何回答？”贾谦毫不讳言地将这些看法写入他主持的2004年《促进中医药科研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的报告里。
王旭东在“全国两会”上痛陈，“中医药学遗产面临的最大危害就是骨子里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上的现代实用主义和管理上的现代官僚主义等。”
“中医药不单单是医，也不单单是药，它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中医药文化指导下的产物，脱离了中医文化和中华文化，而堕落在中医药技术上，中医药生命力自然就衰竭了。”宋康很是感慨。
断
致命的拐点
“判断，判定”—《新华字典》
2003年，87岁的中医泰斗、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在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上谈及中医药后继无人时感慨到：“我们是一代完人，完蛋的完”。
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韩国一直都在支持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美国已设立数十个研究所研究中医药，日韩等在我国设立饮片厂盗窃炮制技术，有关跨国公司和制药公司也纷纷在我国设立办事处，购买中药处方，寻求商机。
据了解，现在的有关中外合作几乎成为通例的是，中国的中医药专家不能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自然也难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中医药产业同样面临着受到国外天然药物和“洋中药”的强大攻势。
近年来，许多国家公共和私人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显著增加：在马来西亚，每年用于传统医药的支出估计为5亿美元，而每年用于西药对抗疗法的支出仅为3亿美元；美国的传统医学支出约为27亿美元，英国为23亿美元，加拿大为24亿美元。现在，由于对化学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和对西医对抗疗法疗效的质疑，国际上兴起了传统医学的热潮。
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将“汉方医学”改名为“东洋医学”，以此在国际上与中医药竞争，韩国也不承认中医药的学历教育，必须有韩医学历才能执业。“也许有一天，美国中医学、欧盟中医学也会浮出水面，怎样掌握未来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这是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问题！”贾谦对此大声疾呼。
王旭东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直陈，“如果我们
盲目追求西医、追求现代化，反而忽视了本民族的财富、老祖宗的家底，让国粹在自己手中凋零、枯萎，那便就是对我国历史悠久的医药文明的最大背叛。”
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曾出狂言，“再过二十年，中国将不得不到日本学习中医。”对此，程莘农院士并不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再不挽救，这可说不定，到那时可真是国耻啊。”
方
再生的处方
“方法，法子”—《新华字典》
贾谦和他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借14年之功提出了他们的拯救、保护、普及、推广、发展中医药的具体方略：
药1：解放中医。最为紧迫的就是尽快摆脱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树立评价中医药的中国标准。这将势必成为新时期我国自主立国的战略选择。
药2：尽快设立中医部。作为中医原创国，我国的医疗管理体制应该是在以中医为主的卫生部或称中医部下设西医局，而目前的“在西医为主的卫生部下设中医局”应是欧美国家的体制。
药3：《传统医药法》要立足于“全面继承基础上的自主发展”。立足点不能放在“管理”上、 “保护”上、单纯“发展”上。放弃过去管卡压的控制管理主导思想。
药4：科研教育必须以培养以临床能力为核心的纯正的中医师人才为目的。“中西医结合”没有结合出任何理论和成果证明二者无法结合，只能“中西医配合或综合治疗”，因此要回归中医药院校本位；师徒传承和自学模式应与院校教育并重；中医药科研要走出实验室，回归中医的临床实践本位。
药5：设立中医药特区试点。支持全国各地在中医药方面的改革尝试。
药6：普及中医非药物疗法。组建讲师团，将中医非药物疗法推向农村。
药7：中西医药各司其职。二者互不掺合，中医不得用西医药法，西医不得用中医药法，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药8：中央电视台设立中医频道。大力利用媒体正确推广普及中医药，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英文对外广播，完全更应该面对国人，惠及中华民族。
药9：确立自主创新、我主人随的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只有“文化自觉”，实现“中医民族化”，才能最终普惠人类，实现“国际化”。
测
伟大的复兴
“推测，料想”—《新华字典》
古老的中医药走到今天，会不会也步埃及、印度、阿拉伯医药之后尘，成为古文明的遗迹呢？现在卫生部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传统医药整体打包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意味着中医药将变成无法创新发展的尘封古迹了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3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在接受《小康》专访时表示，“传统医学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第17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意味着要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发展。中医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发展促进继承。中医给人治病，要与时俱进，传统医学理论要发展，是发展中的保护。”
“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是中医药行业几代人的夙愿，一个名称的变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对中医药科学地位的肯定。”曹宏欣说。“从此，中医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有了与西医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一等。”贾谦更是欣慰。
3月13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统计，在收到的1006件代表议案中，14件是关于“立法保护传统中医药”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已决定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起草《传统医药法》。一个对中医药有法可依的时代有望来临。
实际上，近年来一系列的积极的动作已经开始：2005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首次将“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自牵头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国务院、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从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已经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研究纳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提出了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的内涵，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利用开创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首次设立“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中医药防治
艾滋病由5省的试点扩大到11省份，其作用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认可；2005年召开的中医药发展国际科技大会、中医药发展国际论坛、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国际研讨会，2006年4月底将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与江苏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医药产业大会”，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筹备的“2006国际传统医药政府论坛”，极大地提升了并将继续提升着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
另一个优势的现实条件是，中国针灸现已被许多国家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医学中心、世界针联总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总部等均设在北京。“中医药代表21世纪医学方向，中医药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中国应为最有实力、最有优势、最有后劲、最可能走向世界的产业。”贾谦尽管对中医药的现状并不乐观，但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不无激情地说，“中国必须发起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新的中医药文化复兴运动，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绝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也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或许到了这一天，中医药将会走出“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中华文化瑰宝”的历史命运的逻辑。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支持)
采编后记
编辑部在选择策划本选题时，直接的动因是，卫生部启动中国传统医药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中医药还会姓‘中’吗”的问题，旨在关注中医药的生存危机。但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了解，阅读了十几万字的资料后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当初的想象。尽管以前关于这样的文章和呼吁、真知和灼见已经很多，并在20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看到这个问题。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就像大家对于中医几乎没有感性认识一样，或者说更多的是错误的偏见一样，而不再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深深意识到，在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尤其是在当前倡导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中医药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医药实际上最能全面深刻地体现和落实这一系列的国家战略决策意图。鉴于此，《小康》希望再次为保护发扬这一民族瑰宝鼓与呼。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尽力地采取行动、付诸实践、纠偏改正，还中医药灵魂，给中医药发展自由和空间的问题了，尤其是到了国家决策主管部门如何扭正导向上的失误，并给予积极扶持的时候了。
保护中医药的“四项基本原则”
文/王旭东
(一)中医药学：作为国家政治文化来对待
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应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典型来对待。西方发达国家对能够弘扬自己国家特性的文化事业，总是以政治的态度，用政治的立场加以推广，甚至作为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制定有关战略来保护。在美国，即使是电影、游戏软件，只要能彰扬所谓的美国精神，就能得到政治文化方面的保护。这种有利于国家利益就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同样可以作为保护我国中医药学的借鉴。
(二)中医药保护：建立特别法律制度
中医药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与西医有本质上的区别，中、西医药的法律保护制度也应该区隔开来，只有建立中医药特殊法律保护制度，才能够使中医药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特殊法律保护的内容应包括：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师资格认定和执业要求、师徒传承制度、中医药业务、中医药标准、医疗纠纷等诸多内容。
(三)中医教育：要伤筋动骨改造
目前的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已经受到无数专家学者的诟病。有关部门要切实采取措施，在本质上进行改革，再也不能培养那些不中不西，不会看病，甚至连中医思维方式都不具备的学士、硕士、博士了。
(四)中医科研：必须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中医现代化研究要彻底摆脱“唯科学化”的束缚，在发扬中医优秀思想、推广中医优秀技术上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保护中医特色、优势，对中医体系进行正本清源的清理、继承式的研究要摆上重要位置。“名医工程”、“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之类的研究要纳入国家级的课题。要彻底杜绝中医科研中的虚假行为，使中医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此外，还建议以确保疗效作为中医保护的基础，启动中医药特殊保护的国家工程。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国五
大药都
安徽亳州：有“中华药都”之称。亳州自商汤建都到今，已有3700年的文明史，是汉代著名医学家华佗的故乡，由于一代名医的影响，带动了毫州医药的发展，到明、清时期，亳州就是全国药都之一，清末，亳州已经成了药商云集，药栈林立，药号巨头密布，经销中药材两千多种的重要“药都”。毫州的中药材种植亦是比较广泛的，清代文学家刘开有诗云：“小黄城外
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亳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药材已成为亳州经济支柱之一，建成“中国药材第一市”。
河南禹州：有“中华药城”之称。我国医药发祥地之一。禹州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采集、加工历史，以加工精良、遵古炮制著称于世。历史上就有“药不到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之说。自春秋战国以来，神医扁
鹊、医圣张仲景、药
王孙思邈等都曾在禹行医采药、著书立说。从唐朝开始，禹州的药市逐步形成；明朝时期，禹州就成为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1996年，禹州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定为全国十七个中药材专业市场，河南省惟一的国家定点药材专业市场。现在市区新建一座占地300亩的禹州“中华药城”。
河南辉县：有600年百泉药交会的历史优势，每年举办“药交会”。百泉药材交流大会，源于百泉一个古老的庙会，庙会距今1000余年，隋代庙会始兴，唐代已很盛行，年长日久，逐步形成全国性药材交流大会。百泉与江西樟树、河北安国组织的全国性药材交流大会，并称中国三大药材交流大会。
河北安国：安国市古称祁州，中药材交易已有千年历史，始于北宋，盛于明清。传统的中药材加工技艺精湛，曾以“祁州四绝”名扬天下，赢得了“草到安国方成药，药到祁州始生香”的美誉。现在安国的东方药城，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立体化、多元化的种植模式，使安国在50万亩耕地上以药材年产量占全省65%而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一夜秋风度，十里药香飘。放眼花开落，疑似置琼瑶。”描述了六大药材规模种植区的怡人景色。
江西樟树：有“南国药都”之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境内的阁皂山是一个天然药场，盛产各种药材，其中动、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达百余种。汉代张道陵，晋代葛玄、葛洪，唐代孙思邈等道士、医学家先后在此采药炼丹，传授炮制技艺，樟树药业实始于此时。优秀药工切的药片，“薄如纸，吹得起，断面齐，造型美”，色、香、形、味、效俱佳。樟树成为全国中药材生产、加工、炮制和经营中心。 1958年，江西省卫生厅在此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中药材交易会。从20世纪80年起，此交易会每年举办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