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医师法》对中医压制的最厉害，它将中医药师打入冷宫！从中医药学立场讲，这是一部对中医药学断子绝孙、斩草除根的法；也是西医“统治”中医最后消灭中医的杀手锏。现在，中医立法程序已经启动，那么，破除《执业医师法》对中医的打压，出台新的《中医师执业法》则是当务之急，因为，在《执业医师法》第11条中有关“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传统医学专业组织或者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考核合格并推荐，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考试的内容和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可是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制定“传统医学”如何考试的办法，现在的中医立法，应该是尊重中医药学的传承，挽救那些散落在民间身怀绝技的、代代相传的、没有发给执业医师证的中医师。中医药学如果没有民间中医师这个群体作为基础，根本是无法保留至今的，而且现时的中医高等教育已西医化，无法培养出真正的中医师来，这就更显出民间中医师带徒、父传子学术传承的可靠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中国，既然有中、西医两门不同体系的医学存在，竞争就不可避免，在现行体制下，50余年来，卫生行政部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西医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造成中医无法与西医平等竞争，并且在医药法规与法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如：医院抢救病人，如果没有按西医的规范和规程做，一旦出现问题，中医师就要有麻烦；中医机构尤其是民营的，一直无法享受医保，造成大量病人只得去看西医；西医的高昂药费，使许多人有病不看；中医院在现今，实际上已成为准西医院了；更严重的是，教育上的西化，造成大多年轻人对中医药学根本不认识，从来就不看中医；在宣传上，舆论导向极力贬低中医，夸大中药的毒性，而从不介绍中医对毒药的应用，即能变毒为利；对西药中严重的副作用，却总是躲躲闪闪不直接说清楚，一直在扬西贬中。
在医疗经费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有以“中西医并重”的宪法条款为准绳，大量的资金流向了西医，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学根本得不到发展，所以造成了50多年来中医人数零增长的局面。
对一个事物有某些偏见，是人类思想认识上的正常表现，不足为怪。但在制定国家法律时，则不能以个人或一家学说的偏见为标准，就《执业医师法》而言，它对西医的管理来说无可厚非，但以它来管理中医，就显出其对中医药学的不公正，它忽视了中医药学传承的传统，强调了文凭的重要性，而中医药学自古以来的传承传统不但没有使中医消亡，反而历代均是名医辈出。不承认中医师带徒、父传子的学术地位和临床水平，并且不给无文凭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执业证，是此法规扼杀中医的客观效果。而现今有中医学文凭的中医师，却恰恰不会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诊断疾病，是名副其实的西医化的中医。《执业医师法》以文凭为依据颁发中医师执业证，是造成大量民间有水平的中医师被剥夺行医权力的源头。
中医药学到了今天，整体水平急剧下降，令中医界和热爱中医药学的人士十分痛心。中医药学在如今受到社会的偏见，完全是中国的西化造成的，但这并不可怕，只要政策对头，破除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纠正教育西化的趋向，中、西医实行平等竞争，是可以改变的。但以对中医药学的偏见来制定法律，就会造成中医药学被彻底消灭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名存实亡，戴中医的帽子，行西医的治疗。
制定法律，应该要合情合理，尊重历史沿革，以西医偏见、不顾中、西医差别制定法律，将把中医药学推向死亡之地，也会把民间中医师们推向国外，造成新一轮的人才外流。
现在许多民间中医师因无文凭没有资格拿到执业医师证，他们中间许多人看了一辈子病，到1999年《执业医师法》实施后，无法正常为人看病了，可是他们的邻居、朋友、
亲属知道他们是中医师，来看病的人依然不绝，因为病人是不管你有没有执业医师证的。《执业医师法》将这些没有执业医师证的民间医师推到了这样的境地：病人来了，不看吧，与中医的医德相悖；看吧，马上就触犯法律，陷入“非法行医”、“无证行医”合理不合法的尴尬局面。
所以，现在对中医立法，一定要消除偏见，尊重中医的历史沿革，尊重中医的传承传统，保护好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民间中医师这个群体，并支持他们传授医术，将他们的绝技传承下来。这样的中医法，才是广大中医师们所盼望和欢迎的。
其实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只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罢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经过55年的“统治”，西医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医药行业的垄断，造成医药费不断高涨。据媒体报道，“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已经普遍成为国民之痛”。各种文章列举了许多原因，但未从垄断的角度去看。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1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大力宣传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用“现代化”概念来偷换医学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应声虫。如2002年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就是对中药的极大破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副“标尺”的诡秘。本来，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讲的是疗效。任何医学，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疗效，不管它在现代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的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就是说，医学的治病疗效与现代化没有绝对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们感到现代化的优越性，似乎什么事情只要一说是现代化的，就是科学的、进步的。其实，将现代化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将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自身进化即生物进化混淆起来了。——现代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在生理上有何本质变化？据人类学观点，一万年以内的人类或生物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作为医学是为医治人类疾病而形成的学科，只要人类本身以及生物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学科的对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变化，也不会是在本质上的。这跟文明的变迁是两码事。人类与生物进化是同步的，既然一万年至今生物进化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一种药入什么经、治什么病，也同样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医与人类同时进入现代，这本身就说明中医具备有超时代的内涵，它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许多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往往能将它治愈。中医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只要大自然适合人类和万物生存与存在，中医学就永远能医治人类的疾病，这与现代化与否没有关系。物质文明则与现代化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人们出行乘的是轿子、马车，现代则是汽车、飞机，这才是现代化的内涵，而不是生物进化的内涵。用现代化来混淆物质文明与生物进化的内涵，让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要消灭中医进而达到西医垄断中国医药行业而设计的阴谋。这个命题本身就倒置了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疗效的原则。西化的中国人“相信”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阴谋的马前卒。他们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积极对中医实行现代化，无形中成为替洛氏达到了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目的的中国人。这样就使美国的西医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进而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如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局成立以来，每年都批准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西药进入我国，严重打压了我国医药工商企业的发展。洛氏对中医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医如果在平等条件下与中医竞争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势。因此，洛氏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厌弃“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回避中医“安全、有效、廉价”的优势，利用中国人近百年来被西方人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自卑感，用科学化、现代化的幌子来蒙蔽中国人，进而强化中国人的这种自卑感，使他们自觉地帮助洛氏来消灭中医。事实证明，洛氏是成功的，少数中国人已经将中医推到了灭亡的境地。
2 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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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除了指责中医不科学外，还有具体消灭中医的措施，医药分家就是其中之一。卫生部将药政局和医疗器械局合并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又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成立后即大肆推行美国FDA管理模式，让中药同美国的西药一样进行FDA标准管理，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国家数目惊人的人民币，搞得不少工商企业负债累累，无法进行运转。特别是中药，现在是农民种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致使中药成本大增，吃中药比西药还贵，人们吃不起中药。中药的生产出现了严重危机。医药管理分家后，对中医的管理更加西化，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了，要配制剂必须申请，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这个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也是扩大医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不像西医，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的，西医生根本不懂制药。限制中医独立制剂，也就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同样，也是对患者一种限制。这就实现了历史上反对中医、并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提案中医药分家的条款。中医不能配制制剂，本身就是在扼杀中医；组方上报审批，则是蔑视中医的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公然践踏。而且，如果中医配制制剂未上报，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药论罪，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医因此而坐罪犯典。中医秘方得不到保护，中医人格遭受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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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强化西医的教授，将中医四部经典改为选修课，中医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通读过《黄帝内经》的大有人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考上西医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忽视中医临床的教育，而把西医的小白鼠实验搬来教授中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西化教育被中医大学教授自嘲为他们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种教育方法是1950年卫生部所办中医进修学校(实为以西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的翻版和扩大。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12日《中医院校西医课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报道：“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围绕中医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以崭新的思路开展西医基础与桥梁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们首先对中医院校目前设置的西医学基础课程主要知识点在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设置的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0多门西医学基础课与桥梁课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分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课程群，构筑了包括《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原生物学》、《西医诊疗学基础》、《应用药理学》和《预防医学概论》等新的综合性西医基础课程体系，编写出相应的改革教材，并同步进行了综合性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第四，项目在实验教学方面更重视对中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及科研设计能力的培养，把以往单一验证性的实验课传统模式，改革为综合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学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发展中医学的意识与能力。”从这篇对中医学课程改革及安排的报道看，现今中医的教育，已经全然西化，其培养目标就是不培养真正的中医师。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又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复活。进入21世纪，中医面临即将被消灭的境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是一定要纠正的！不纠正，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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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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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3.4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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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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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理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
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高举着承救中医的大旗，摇旗呐喊时，也不要忘了，真正的中医扎根于民间，而不是现在的中医院，中医学院派扼杀了民间中医医生的行医资格，也就等于彻底扼杀了中医！民间中医医生解放了自己，也就等于彻底解放了中医！
相信，历史将会再次证明，中医的振兴发展，离不开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只有我们，才是振兴中医的主体，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民间中医一直是中医队伍的主流，中医在近现代的衰落也可以说是民间中医的衰落。我们今天需要振兴中医，自然首先是要考虑到民间中医的振兴。中医治病要讲究辨证施治，那么我们该如何振兴中医，换句话说该如何振兴民间中医？只有先考察民间中医衰落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对民间中医的现状进行“辨证施治”，以便提出有效的推动中医发展的措施。
一、民间中医衰落的原因
中医是在中国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内容的六经、儒家和道家为主流的固有文化的环境中土生土长的，其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和理论形态是与其他文化部门相同的。一个人只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了中医以外的中国固有文化，事实上也就掌握了中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和基本原理，然后再去学习中医，那么就很容易领悟中医的精髓、把握中医治病的临床技巧。“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就是这种现象的形象表述。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基础的社会，国家科考考的是四书五经，老百姓学习的也是四书五经。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具有丰厚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一些不能中举或者是无意科考而愿意从事悬壶济世的读书人，往往在具有坚实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拜师学艺或者自学，很快地就能从事临床，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贫苦乡亲看病。
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中医在民间具有牢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几千年以来中医一直就是在民间自然地生长着。然而，随着西方文明携带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在近代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抛弃了自己的固有文化，开始大肆传播西方的以科学和民主为主导的理性主义文化。国家考试不再考过去的四书五经，青年学生学习的也不再是中国固有的四书五经，而是西方的数理化。同时，中医教育也归为国家控制，由各大中医药院校按着国家制定的中医政策进行培养。
这样，中医过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环境在民间荡然无存，除了那些祖传的世家中医之外，几乎不可能再产生读罢四书五经就去改学中医的现象了。即使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学生，由于他们在校学习的是西方文化，一是几乎不能读懂古代的中医著作，二是在一般的乡镇也买不到那些中医著作，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自学中医。另外，西医的高额利润也使得那些祖传世家的儿女不愿意再从事单纯的中医工作，多是进修改行做了西医。
没有了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氛围，这是民间中医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没有了民间中医生存的文化土壤，而剩余的一些民间中医还能继续苟延残喘的话，那么1999年由国务院颁发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则是让民间中医的生存更是雪上加霜。这部法律不仅残酷地把那些民间中医淘汰在中医队伍的大门之外，也彻底关闭了民间中医的生成途径，促成了学院派中医为中医队伍的唯一合法来源。
这部愚蠢的法规无视中医与西医在教育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差异，照搬西医的管理模式，让中医“削足适履”，导致民间中医的队伍在原存有限数量的基础上大幅度萎缩。许多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在当地的老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不能行医治病。这简直就是对广大农村患者的间接谋杀！
西方文化的土壤很难再生长出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苗，即使偶尔会出现，也被那部愚蠢的法规给扼杀掉了。因此，丧失了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和照搬西医的管理模式是导致民间中医彻底衰败的两个原因。
二、解放民间中医的必要性
按理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把那些“不合格”的民间中医淘汰之后，由国家大力支持中医学院来培养，整个中医事业应该是欣欣向荣，中医队伍的医疗水平更应该上一个大台阶，但是根据调查，实际的现状则是中医队伍的数量降至近现代的最低点、整体医疗水平也在大幅降低。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造成了学院派中医独占中医行业的局面，而学院派中医为何又造成中医队伍继续萎缩和整体医疗水平降低？
一是因为中医根本不适合西医式的院校教育，西化的教育理念根本培养不出来真正的中医师。
院校教育适合向大量的受众传播公共知识，西医就是在实验室里和临床中制造出来的公共知识，这种公共知识也塑造出了与自身传播相适应的现代学院教育体制。中医除了要学习公共的基础知识外，还需要学习临证经验，形成自己的诊疗个性，这一环节恰是西医所没有的。所以采用西医式的院校教育，就把中医培养的过程给拦腰截断了，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只是懂得一些中医基础知识的半成品。
如果说这些半成品日后能够自修，那么他们也能成材，但是由于受国家西化中医政策的左右，他们在学校里学习了大量的西医知识，刚毕业后不会看病又受到来自找工作谋生的压力，他们自然地就转向了知识型的西医。这样，中医院校基本上就是在为西医培养二流的梯队。
二是中医也根本不适应西医式的医院生存形态，西化的生存形态必然会让中医院走向没落，既而走向西化。
中医实行医药分开、集中看病、集中住院的方式，同中医的院校教育模式一样，也是照搬西医的，但是，这恰好违背了中医自身存在的特征和规律。与西医相比，中医更适合医药一体化的个体诊所。
中药材在临床应用中往往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炮制，而在中医院里医药是分开的，开方子的中医师几乎不知道自己处方中的药材符合不符合要求，这可以导致药方两别的情况。同时，一般的医院都实行轮班制，这种看病方式疏远了患者与中医师之间的关系，导致医生与患者之间不能及时沟通或者失去联系。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医对患者作长期的诊疗。
现代医院是一个庞大的医疗机构，里面有众多的在职闲杂人员，为了养活这些闲人，为了给医院多创收利润，仅仅依靠少数水平高的中医师来维持经营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必须购置西医的诊断仪器，让患者进行高昂的西医式检查，同时开具具有高额利润的中成药，进而从患者那里多赚取钱财。医院的创收导致整体医德的下降和中医的西化。
医患关系的疏远，再加上西化的中医师对现代诊疗仪器的依赖，这都会导致中医队伍整体医疗水平的下降。
与以上走入困境的学院派中医相比，民间中医则具有自己无可比拟的传统优势。
首先，民间中医一般采取师带徒的心心相授的传承模式。
弟子不仅在师父的要求下要苦读医书（这里的教材一般都是经典著作和古代临床大家的心得)，还要如影随形地一起诊治病人。学徒在学习中提高临床水平，在老师帮教的临床中去进一步领悟医书要旨。在一个培养周期（由老师自己定，一般是徒弟要学会独立诊治病人为限)之后，弟子往往满师就可单独行医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修习过程，弟子不仅能在老师的指导下熟读医书，而且还能学习老师的经验临证直到独立。
一些学院派的中医指责民间中医没有学习系统的中医理论知识，这完全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状况作出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与学院派中医学习的那些已经西化了的三流教材相比，民间中医往往更能系统地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就我所知，老师为了便于徒弟学习基础知识，往往把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编成歌诀让弟子随时记诵，《医宗金鉴》即可印证。
这样，民间中医不仅能够学到真正的中医理论知识，而且其临证经验也远比学院派中医生丰富。
其次，民间中医个体诊疗的生存形态也更加适合中医的生存。
与中医院相比，个体诊所是医药一体化。对于中医而言，中医中药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医生自己喜欢用什么药、怎么用，往往需要自己亲手调制。此外，由于个体诊所人员少，那些水平高的医生往往是门庭若市，也不愁没有利润个体诊所是医药一体化。，不必去用那些骗取患者钱财的西医诊疗仪器，容易保持中医的纯正性。
个体诊所之间的竞争可以强化医生的医德，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所以，要振兴中医必须要振兴民间中医，而要振兴民间中医就必须解放民间中医，消除那些套在民间中医脖子上的制度枷锁。
三、振兴民间中医的几个措施
无论是从中医的来源途径、传承方式、知识结构还是从生存的诊疗形态上来看，民间中医都是符合中医自身特征与发展规律的主体。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西化的学院派中医队伍只能逐渐葬送中医。因此，我们今天提到要振兴中医不是要依靠学院派中医，而是要依靠千千万万的民间中医。没有民间中医的兴起，中医的复兴也无从谈起。我们必须为民间中医的振兴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以便继续强有力地推动中医和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创造文化氛围，做一个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知道民间中医的生存土壤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没有这块肥沃的土壤来滋养，民间中医就只会逐渐萎缩。进入21世纪以后，繁荣中国文化的主体逐渐由官方控制的学院转移到民间。大量的国学书籍流向民间，同时一大批民间的仁人志士开始在民间进行学术活动，旨在复兴中国的固有文化。
中国固有文化复兴的浪潮正在民间涌动，这将为中医在民间的生存与发展重新培育必要的文化环境。所以，经过近百年的衰落之后，中国固有文化在民间的复兴也为民间中医的振兴提供了契机。
我们广大热爱中医、从事中医工作的中医学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文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不仅要面西向广大农村的患者施以仁术，更应该与那些复兴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民间仁人志士们团结起来，共同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们中医人士需要在民间再生中医生存的文化氛围，做一个民间的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播者。
（二)修改医师法，为民间中医争取合法的行医权利
如果说在民间复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为民间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的话，我们还要积极争取自己的合法行医权利，打破牢牢地禁锢在我们脖子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这块厚重的枷锁。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是由那些掌权的学院派中医根据自己的西化的学院意识照搬西医的管理模式来对中医进行削足适履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和实践两个方面来争取我们的行医权利。
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大力批判学院派中医已经西化的自我意识，批判国家科学化中医的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他们西化中医的意志。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揭露学院派中医的西化本质，突显我们民间中医的中医本色，既而消除其他的一些人士对民间中医的误解与歧视，进而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在实践上，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成立一些合法的组织，通过一些合法的行动进行维权，向国家主管医政的管理部门进行合理地申诉与请愿。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行动实践上，我们必须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广大民间中医进行桎梏的根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进行修改，废除那些从西医的角度强加在中医头上的不合理的条款。
我们解放了自己，就是解放了中医！
（三)走向民间，积极地建立个体诊所
与中医院相比，个体诊所更适合中医的生存形态；而且中医的主要受众对象也是分布在广大农村，这里的乡亲一般是比较贫困。他们既有信任中医的心理基础，也有需要中医的强烈愿望。因此，广大农村有着中医生存的广阔空间。
我们希望广大的农村青年在高考无望的话，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选择中医这门悬乎济世的仁得之业。可以自学，可以投在一些名师的门下，只要有普救含灵的大愿，必然会成为造福一方百姓的医家。
我们也希望那些从中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学生，要彻底屏弃那些老师们教唆的西化思想，扎根经典，在城市里暂时无法谋生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家乡，切切实实地从基层做起，不断地学习中国固有文化，不断地摸索诊疗经验，不断地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创新。
无论是自学成材、师承名门，还是开个体诊所，其前提仍然是要国家改变现行的西化政策，给中医彻底松绑。
“在哪里跌倒，还需要从哪里爬起来”，中医衰于民间中医之衰，也必然兴于民间中医之兴。然而，与中医学院派的斗争，修改不适宜的法律，争取我们的合法权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热爱中医事业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
团结起来吧！只有努力奋斗，我们的中医才能实现美好的明天！
中医就是因为能治病(成为西医利益集团的拦路石)才被消灭的！试想，如果中医不能治病，那还用得着有些人处心积虑地去消灭吗？它早就自然消亡了。中医的根在民间，故民间中医才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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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以前离不开、以后同样也离不开中医的保驾护航！保护好民间中医就是保护好了中医的根啊！自修人生 发表于 2012/9/7 20:27
道医 中医 是有很大差别的 说道是迷信 医就治不好病了 想想吧
中医是医道
封志强
《黄帝内径》曰：“黄帝坐名堂，召雷公问之曰：子知医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不能别，…… 帝曰：善！……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素问•著至教论篇第十五)。
可见中医是道，是医道。
何谓道？《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是中医的基础。“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
何谓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还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岐伯曰：针石，道也。……。”（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明确针灸也是道。“夫九针者，……，恍惚无穷，流于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化。”（灵枢•外揣第四十五)。《内径》还说：“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可见，道之为物，是恍恍惚惚，恍惚中有像、有物。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道”字拆成两部分可为“首”和“辶”，首，即人的头脑，人的头脑随物、像的恍惚变化而移动，“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事物时刻在变化着，“至道而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恍惚之数，生于毫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医道也然，“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变化无穷”。比如脉象，浮为表，但，中气大亏，虚阳外越，是浮不可概言表；数为热，但，阴阳俱困，气血张慌，是数不可概言热。脉有浮沉迟数，表乎？里乎？热乎？凉乎？“邪之中人，……，上下左右，无有恒常。”（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在恍惚之中寻物求像。这就是医道，明显地不“科学”。科学的观点是，热就是热，寒就是寒，体温39度肯定是发烧，不能含糊。然而，中医有时可以在恍惚之中抓住病人的关键症候，决定治愈疾病的大方向。比如，喻嘉言治徐国珍伤寒案，病人脉大而重按无力，身热目赤，异常大躁，身卧地上，欲求入井，索水到前，复置不饮。热乎？喻嘉言据“脉大而重按无力，索水到前，复置不饮”而断定是：真寒假热。服参附干姜等而愈。（此案摘自“广东中医学院”主编《中医诊断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2月第一版)。按“科学”说，“身热目赤”，当然是热。如果按“科学”而寒凉退热，病必恶化。人体阴阳气血及病情的变化非常复杂，恍恍惚惚，很单纯的病情不多见。在恍惚复杂的病情中，“其中有像”。识别真像，就是医道。能够把握真像，就是高明的医生。比如经络，针灸时，取穴准确，手法得当，沿经络传导的感觉明显，甚至传感很强烈。可是解剖人体却找不到经络。其实经络是气之运行路线，气在即在，气去即消，也有也无，难说“科学”。气的实质是什么？“科学”不知所云。《难经•三十一难》说：“三焦者，气之所终始也”，三焦又为何物？《难经•二十五难》和《难经•三十八难》说：“有名而无形”。再比如，“血之于气，异名同类。”（灵枢•卫营会第十八)，“阴之与阳，异名同类。”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第四),“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四十一)。以上这些都是中医的基本概念，恍恍惚惚，难说“科学”。可是，却是中医医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立法、处方、用药也是一样，往往似此似彼，恍恍惚惚。砒霜是毒药，也不是（寒痰哮喘)；当归补血汤中黄芪（补气)用量是当归的五倍，似是重在补气，却叫补血汤；针灸百会（在头顶)治脱肛；推拿涌泉（在脚底)治头疼。恍惚又模糊，“科学”难说清。如果得“医道”，疗效不含糊。
既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所以“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可道，也不可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自然是“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是此非此，是彼非彼。而“科学”要求：此是此，彼是彼，是即是，非即非，要经过实验，数理统计分析，可以重复。医学多是抽样调查对总体进行估计，统计分析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间没有完全相同的病人（标准差不为零)。比如某药对某病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某年龄段的平均血压等等统计数字。报这些数字的同时，必须报出其误差和可靠性，才能算是科学数据，不显示误差和可靠性，数据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有些医学文献的统计数字不显示误差和可靠性。大概是误差太大，达不到90%以上的可靠性。医道正是能够在“科学”误差这一部分发挥其优势。比如，有的病人因为有诸多难受、不舒服才到医院看病，医院做了多项检测，医生告诉他：检测数据正常，你没有病。这看似清楚、“科学”，实际是检测有误差或不知道还有多少项目需要检测，既模糊又恍惚。医道可以在这个误差和模糊之中发挥其优势。比如癌，科学检测的病理切片是癌，宜切除者切除，这当然科学。其实在病变的某阶段，癌与非癌没有明确界限，检测产生误差是正常的，不能说不科学。在科学治疗的各个阶段，产生误差也是难免的，手术前医生令患者家属签字，说明医生也不认为科学就科学，保险没有差错。病情的模糊和恍惚是造成治疗误差的原因之一。
然而，知医道者，在模糊和恍惚之中，未癌知其癌，已癌知其变，恍惚之中求其像，模糊之中立其法。效果如何，全在医道的高低。“经言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难经•七十七难)。
中医是医道，难为医学，难说科学。中医，“首”随恍惚之像而“辶”、而动。“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一章)。求索于有无之间，是为道，为医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
西医行科学，中医行医道，同是救病人，同标不同道。
200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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