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用量策略之一 因病施量
因病施量，我们称之为与病相关的量效关系，简称“病量效”。
这里的病，是指疾病的种类及病势。“因病施量”的策略可概括为：对需要长期调理的慢性病、上焦病、轻浅的疾病（正邪相当或病邪轻浅)，小剂量用药即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治疗这类疾病剂量宜小。而对危重症、沉疴痼疾、病邪深重的疾病（一般邪实盛或正气虚极)，剂量宜大。正所谓重剂起沉疴，小量则杯水车薪，恐于事无补。
而且，因病施量具体包含“随病施量”和“因势施量”两方面内容。
随病施量
随病施量指根据疾病的种类施量，包括调整单味药物的剂量和整方剂量。
“病”决定药量
一病有一剂量阈。同一中药，主治疾病不同，用量亦当有别。因一药有多效，其在不同剂量范围内，发挥不同功效。如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就有“
半夏一两降逆止呕，二两安神催眠”之说，并在其《吴鞠通医案》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如在卷一中所论及李氏医案：“六脉阳微之极，弦细而紧，内而饮聚，外而瘰痛，兼之内苛，饮食减少，得食易呕，乃内伤生冷，外感燥金之气而然，以急救三焦之阳与阳明之阳为要。”
书中处方以
姜半夏六钱至一两取其降逆止呕之效，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昼夜不寐，给予《灵枢》所载半夏
秫米汤，其中姜半夏用二两以取其安神催眠之效，而达到治疗不寐的目的。
又如河北省名老中医，内科杂病专家刘沛然擅用
细辛治疗疑难杂病，他认为“药量不同能改变药的性能及方剂名称，并能转化定局与变局的关系。”所以其在用细辛的过程中，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给予15～150克不等的用量。比如治疗寒厥吊阴
腹痛，细辛用15克温经发表；治疗传导性
耳聋，细辛用30克宣通耳窍；治疗静脉炎用60～120克温通血络。
“病”决定方量
单方在临床中具有多重功效，且功效的体现亦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患者的疾病。现笔者以临证应用不同剂量半夏
泻心汤治疗两种疾病的病案为例加以说明：
病案1：
半夏泻心汤治疗
痤疮1例。
患者，女性，23岁。以“面部痤疮5年，
便秘3年”就诊，就诊时症见乏力，精神疲惫，眠差，无食欲，大便4～5日一行。舌淡红，苔微腻，脉弦细沉偏弱。中医辨证为脾虚胃滞，投以
半夏泻心汤加减以调理脾胃。
组方：清半夏15克，
黄连6克，
黄芩9克，
党参15克，
厚朴30克，
枳实30克，酒
大黄15克，炙
甘草15克，
生姜5大片。水煎服。患者服药14剂后，诉面部痤疮减轻80%，便秘明显好转，大便每日1次，精神转佳，睡眠改善。
病案2：半夏泻心汤治疗
糖尿病1例。
患者，女性，57岁。确诊2型糖尿病6年，现血糖控制不理想。就诊时诉胃胀，无食欲，大便干，1～2日一行。舌颤，苔薄白，舌底瘀，脉沉略弦。空腹血糖12.14mmol/L，餐后2小时血糖16mmol/L，糖化血红蛋白8.9%。中医辨证为脾虚胃滞，以半夏泻心汤加减。
处方：清半夏15克，黄连45克，黄芩30克，
干姜12克，党参30克，
知母30克，枳实15克，炒
白术30克，酒大黄6克，炒
酸枣仁30克，
炙甘草15克。水煎服。患者服上方加减45剂，胃胀基本消失，大便每日1次。再查空腹血糖7.8mmol/L，餐后2小时血糖9.8mmol/L，糖化血红蛋白7.2%。
上述两案虽均以半夏泻心汤调和脾胃，然病案1所治之病为痤疮，黄连、黄芩小剂量调理即可收功；病案2所治之病为糖尿病，调和脾胃同时，重在清
胃热，降血糖，黄连、黄芩若用小剂量则于降糖无益。
中药与化学药物一样，在剂量与疗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很多中药只有当达到一定剂量时才能发挥某种功用。
因势施量
因势施量指根据病势缓急、轻重决定方药用量。一般病势急、病情重，用量宜大；病势缓，病情轻，用量宜小。
《
伤寒论》第323、324条：“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
四逆汤。”“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和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两方皆是由甘草、
附子、干姜三味药组成，不同的是四逆汤中附子用量为一枚，干姜用量是一两半，而通脉四逆汤中附子用量是大者一枚，干姜用量是三两。
两方均治少阴寒化证，其中四逆汤用于
肾阳虚衰，阴寒内盛之证，通脉四逆汤用于阴寒内盛，格阳于外的病证，病势较四逆汤证危重，故加大附子和干姜的用量破阴回阳，通达内外。
张锡纯乃近代中医大家，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载医案中，所用药物的剂量有常规剂量也有大剂量，随其病症的发展决定，特别是在急危重症中积累了大量用重剂的经验，疗效突出，备受现代医家推崇。
张锡纯言：“用药当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有所用之药本可除病，而往往服之不效，间有激动其病愈加重者，此无他，药不胜病故也。病足以当其药而绰有余力，药何以能除病乎？”可见有时药证相符，却不能收到预期的疗效，甚或加重疾病，皆因病重药轻所致。
清末医家曹颖甫先生言“剧药所以治剧病”，在治疗急危重症时剂量和疗效的关系更加密切。在《经方实验录·
麻黄汤证其一》篇中，曹颖甫用“麻黄一钱、
桂枝一钱、
炙草八分、
杏仁三钱”，治疗形寒、
发热，无汗而喘之外感一例。姜佐景按：“此吾师早年之方也，观其药量之轻，可以证矣。师近日所疏麻桂之量，常在三五钱之间，因是一剂即可愈疾。师常诏余侪曰：予之用大量，实由渐逐加而来，非敢以人命为儿戏也。夫轻剂愈疾也缓，重量愈病也迅。医者以愈病为职者也，然则予之用重量，又岂得已也哉？”可见，方药剂量与病情轻重和愈病时间紧密相连，正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迅速撼动病势，已收全效。
笔者在临床中，把因病施量作为用药法则之一。以单纯糖尿病而言，对于病情较轻、病势较缓的患者，以药物的一般降糖剂量组方；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的患者，据实际情况甚至可将汤剂改为丸剂，缓缓图之。对于血糖较高的患者，则以大剂量迅速降低过高的血糖，以防止患者出现并发症。
再如糖尿病合并严重胃瘫的患者，根据中医理论处以大剂量迅速控制患者的
呕吐，待呕吐病势得到缓解，再调整处方或改成丸剂巩固疗效，同时兼顾控制血糖或防治其他并发症。
此外，慢性病治疗周期长，宜守法守方，切忌急功近利，提倡应用丸散膏丹剂。慢性病的治疗绝非朝夕之事，一些医家急于获效，或频繁改弦更张，或滥用大攻大补之品，结果适得其反。
慢性病的形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长久过程，决定了其治疗也是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仅疾病的基本病机相对不变，病邪亦较顽固，因此，治疗获效非朝夕之事。这需要治疗时抓住疾病的基本矛盾，做到守法守方，在长期过程中，实现对病邪的逐步“蚕食”（称为“蚕食法”)，而不可轻易改弦更张。
在这种“持久战”中，丸、散、膏、丹剂是最有利的武器。李东垣言:“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也，其用药舒缓而治之意也。”并且，从药物经济学角度考虑，丸散膏丹剂型对药材的利用率相对较高，在长期应用的情况下，相对汤剂有利于节约药材。
“因病施量”是临证数年来得出的，关于如何用好药物剂量问题的理论之一，明确提出因病施量中，病种和病势是解决因病施量的关键，所以在临证中明确病种与病势亦应成为医者掌握的关键之一，如此便可根据疾病运用好药物或方剂的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