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三皇画卦而分阴阳，辨药而作《本草》，论病而垂《内经》，吾医开教于《三坟》，至今尚读其传书，内而医院，外而医学，并奉为主祀，列入条编者也。至唐而有韦氏名讯，道号慈藏者，施药济人，世人共仰为药王，医史可考。则是药王之距三皇，已隔唐、虞、夏、商、周、秦、汉、晋、及南北朝十余代矣。今有无知僧道，以药王之像，塑为卉服，与神农之像无异，借以通书所载，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之语，影射药品数据混淆，惑人酬款，以致庸俗之人，误称三皇为药王，殊为可笑。查《钦定礼科则例》，现载京师先医庙，奉三皇于南向，配句芒等四位于东西向，又分列僦贷季等二十四位于两庑，由上古而递次及唐药王韦慈藏，现与启元子王冰东西对列，则例彰彰。吾医之有三皇，犹儒者之有孔子也；若夫药王，较之程朱诸子，尚有间焉，譬诸范、欧诸儒，庶儿相近。今以若贤若神之号，而与开物成务之大圣人相混，亵慢甚矣，故特考而辩之。
《四言脉决》，始自崔紫虚，嗣后校者、纂者颇多，迨至明季李士材《医宗必读》中之所著，固为尽善，而亥豕之讹，尚有未正，彭也不才，谨陈管见，以俟高明鉴定。
【脉形主病节】“沉弱阴亏”句，“阴”字误刻，当作“阳”字。盖沉弱皆阴脉，有阴无阳，岂非阳亏。况上文有“浮濡阴虚”句，是此句之紧对面，为可征也。注中即作“阴”字解，乃因讹承误。
【奇经八脉节】“尺外斜上，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句，注中以二脉分左右，恐未必然。李濒湖云∶“阳维起于诸阳之会，由外踝而上行于卫分；阴维起于诸阴之交，由内踝而上行于营分，所以为一身之纲维也。”既为一身之纲维，何得以左右分言之。且言经位，仍以三焦列于右尺，小肠列于左寸，与所著《脉法心参》之三焦分列三部，小肠列于右尺之论，自相矛盾，此亦有讹。
【五脏本脉节】“肾在左尺，沉石而濡”句，字必有讹。按《诀》中曰“浮小为濡”。又本集《脉有相似宜辨篇》中曰∶“濡与弱，皆细小也。濡在浮分，重按即不见也；弱主沉分，轻取不可见也。”如此则濡脉不得与沉脉并见，而此处又何以并称耶？考诸《内经》云∶“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因思“而濡”二字，形似“喘喘”二字，所以误刻，当作“喘喘”读之，但久讹莫正，此何故耶？岂因“喘喘”义奥，庸浅校录，反以“喘喘”为误而改之，继而 荛悦口，习焉而不察耶；抑因“濡”字有“ ”音，从来贤哲止作 音读之，即作“ ”字解之，而不作脉名，则于脉义似乎不犯，所以未之或校耶？然既有濡脉，而此又以非濡脉之“濡”字混淆不清，恐不足以教天下。彭反覆推敲，终不若以《内经》“喘喘”二字易之，非惟不与濡脉相混，而与形容胃气之义，较“濡”“ ”二字更为超妙也。
“右尺相火，与心同断”句，疑有衍文。盖两尺皆肾部也，《内经》于中附上、上附上，皆言左右，而于尺则独曰“尺外以候肾”，并不言左右，可见两尺皆肾，一定之位，右尺既亦属肾，脉亦宜同左尺之沉石矣。若与心同，则上文心脉是浮大而散，岂此肾部亦浮大而散乎？或曰“心”字乃“肾”字之误，当作右尺相火，与肾同断，其理固通，但相火位居命门正中，不偏不倚，不过验脉之法，附于右尺，其脉自宜以肾为主，相火为附，若读作右尺相火，与肾同断，则文法倒装，主客不明。愚意不若直贯之，文作“右尺亦肾，相火同断”读之，方见得右尺亦属肾部，其脉自必同于左尺之沉石喘喘矣，不过较其大小，有力无力，以征相火之衰旺，故曰同断耳。
尝读《难经》、叔和、启玄、诸大贤三焦论，皆谓有名无形。又读《灵枢经》曰∶密理浓皮者，三焦浓；粗理薄皮者，三焦薄。勇士者，三焦理横；怯士者，三焦理纵。则似乎有形矣。及观李士材曰∶肌肉之内，藏腑之外为三焦；亦无形也。而士材又以无形为误，而以《灵枢》之浓薄、纵横，如雾、如沤、如渎，以征其形。则三焦究属有形耶，无形耶？谨赘一言以辨之。夫三焦者，即胸、膈、腹内、三空处也，诸大贤皆谓有名无形者，所以别其不同于他藏他腑之自具一形耳，非曰无形即无其处，正欲指空处，故曰无形也。《灵枢》谓浓薄纵横者，即借胸膈腹之腔子里面为言，非另具一形而为浓薄、纵横也。《经》又曰∶如雾、如沤、如渎，而中焦又有作如沥者，盖即指胸、膈、腹内空处之水气为喻。如果有形，则雾乃气聚，有时而散，沤为水泡，时起时没，沥是余滴，可有可无，皆无常形，岂可比之上中二焦乎？至于下焦如渎者，亦不过以沟渎中水道，比下焦之水道，非以沟渎之壳子相比较也。即士材所谓肌肉之内，藏腑之外，虽有其处，原无其形，何反以无形为误，岂其意以既有其处，即不得谓之无形耶？然处与形不同，有其处，《内经》所以云云；无其形，诸贤所以定论。先圣后贤，言似异而旨实同也。惟陈无择言有形如脂膜，疑未妥协，盖脂膜乃身中原有之物，三焦之形如之，则又一层假脂膜也，假脂膜与真脂膜，其何以辨哉？故敢谓其未妥。
疫疠之证，病家每每忌讳，医家故不明言，然口虽不必明言，心内还须认清，若认之不清，不但用药无效，而且开口便差。认疫若何？于闻见中但有两三人病情相同者，便要留心。留心若何？病有来踪去迹，怪怪奇奇，传变迟速，不近情理，较诸正伤寒、风温、温热、湿温、暑 等门，迥乎大异者，即疫也。脉证不必大凉，而服大凉之药，似有害而终无害者，即疫也。脉证可进温补，而投温补之剂，始似安而渐不安者，即疫也。
治疫之法，总以毒字为提纲，凭他如妖似怪，自能体会无疑。君如不信，试观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为主，吴又可之专用大黄，非解毒乎？张路玉之酷喜人中黄，而以童便配葱、豉为起手方，非解毒乎？叶天士之银花、金汁必同用，非解毒乎？至于犀角、黄连、生甘草等味，十方九用，非解毒乎？故嘉言喻氏有要言不繁曰∶“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佐以解毒。”观其旨，上中下则有升疏决之异，而独于解毒一言，叠叠紧接，不分彼此，岂非反覆丁宁，示人以真谛也哉。
忆余少时，尝读《内经》云∶“肺藏魄，肝藏魂。”又云∶“肺主气，肝主血。”夫既清阳之气归之于肺，浊阴之血归之于肝，又何以清阳之魂不归于肺金，浊阴之魄不归于肝木哉？以是析疑于先子，先于曰∶噫！汝之愚也，然亦不可无此一问。盖人法天地，禀赋阴阳，先天皇极，干南坤北，离东坎西，是以东离日府，反藏庚位之金鸡，西坎月宫，又赖甲方之玉兔，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情恋木，木性恋金，是大地冲和之道也，肝魂肺魄，更何疑哉？
相传孙思邈有降龙伏虎之说，余问于先子，先子曰∶此亦当时之寓言耳。盖今之肝气横逆，胁痛呕恶，目张痉厥，非狰狞之逆龙乎？而肺气不宣，喘急痰壅，便溺俱无，非猖狂之猛虎乎？当此之际，有慧心明手，一剂而其病如失，是即思邈之降龙伏虎也。子辈读书，由此说而隅反之，自可日进于高明矣。
窃怪今之人学术未精，每咎于药品之未醇，或嫌胶之不陈，或憎连之非川，用桂无交趾之产，用术难于邑之真，诿辞卸责，不知上古之世，衣服宫室尚有未全，金、石、草、木之品岂如今之悉备耶？然古人未尝不治人也。且医之有药，犹绘事之有色也。青、黄、赤、黑，色之常也，而淡红、微翠、嫩绿、娇黄，乃绘家均合之巧。寒、热、温、凉，药之范也，而大小、绥急、奇偶、轻重，亦由医者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医而不如绘者乎？
读《素问》五运合化之理，有黄气横于甲巳，白气横于乙庚，黑气横于丙辛，青气横于丁壬，赤气横于戊癸，余潜心仇对，难以自明，及读《天元册》文，有丹天之气经于牛女， 天之气经于心尾，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昂毕，玄大之气经于张翼、娄胃，因以张介宾所绘《运气图》玩索之，始悉天干与二十八宿所处之向，所合之位，读时虽少开茆塞，然其合化之根源，一定不移之法，则尚难胸中明辙，确乎无疑，由是问于先子，先子曰∶天下之事不出乎五行，而《河图》为五行之祖，今尔以合化之所以然，而欲溯流穷源，盍以《河图》思之也。夫《河图》之数，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试屈指天干之次第，甲数居一，巳数居六，乙数居二，庚数居七，丙数居三，辛数居八，丁数居四，壬数居九，戊数居五，癸数居十，即《河图》生成之数。土为万物之母，故以为首而相生合化也。此至简至易之事，而人多未有悟及者也。
《伤寒》书有“噫气不除”句，今人以“噫”字读作“依”字声者居多，因《四书》注∶“噫，心不平声也。”但此噫气由中气不和，胃气上逆，与心不平声义不合。考《字典》音于介切，应读“隘”字之去声为是。
《脉诀》二十八脉内有濡脉，注云∶“与烂绵相似。”今人读作“如”字声者居多，然非濡滞之义。考《字典》“濡”字有而、囚、如、柔、 、五音，《庄子》有“濡弱谦下为表”句，与“ ”字之义颇合，则此“濡脉”，宜读“ 脉”为是。
痹者，闭而不通之谓也。《字典》兵糜切，音秘。今人多念作“避”字声者非。
枳壳、枳实，皆破气之品，夏月乃“热伤气”之令，二药非宜，故暑湿热三气门方中，惟阳明实满，不得不与承气汤者间有用之，其余皆不用，此古人制方之意，若有不谋而合焉。今人未能体会，每于暑热之时任意用之，是何读古人书而漫然未觉耶？或曰∶枳不宜于夏令，槟榔尤甚矣，余曰∶不然，夏月之邪，三焦受者居多，非槟不达，故为要药，枳不能通三焦，故为时令之禁。
心有所乐谓之喜，何反谓其伤心哉？凡人之气，以平为期，不及者病，过者亦病。《经》曰∶“心藏神，神有余则笑不休。”试即以“不休”二字味之，乃乐之过而失其正也。当此乐以忘忧之际，有放心而不知求其心，所藏之神不亦因之而涣散乎？至于恐能胜喜，其义维何？盖喜为心www.med126.com/yaoshi/志，恐为肾志，水能制火，既济之道也。抑更有显而易见者，人当极喜之时，适有恐惧之事，猝然遇之，莫不反喜为忧者，惟以喜之情缓于恐，而恐之情急于喜也。是仅以水火克制之理言之，或近傅会，而不知胜复之道本乎人情，实有没相印合者。
恐为肾之志，何即伤肾乎？盖“肾者主蛰，封藏之本”，喜静而不喜动，恐则气下，偏能动之，如张子和云∶恐气所致，为骨酸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阴痿，为惧而脱颐，凡此诸症，非皆伤肾之明验欤？若善思者处此，即非常临之，自有定识，岂得以恐惧摇其意见哉？况思虑之志出乎脾，以思胜恐，亦即以土制水，论情论理，亦适符也。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克土，此其理也，而曰伤曰胜，义亦显明。岐伯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盖脾处中州而属土，喜健运而恶郁结，思则气结，故曰伤也。况思虽为脾志，而实本乎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营暗耗，母气既虚，则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胜思，不言而喻，尝见人熟思审处之时，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无不为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无暇计及矣。此无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缓与急而已矣。
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嗔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
或曰∶四志所胜，皆与五行克制之理合，兹怒为肝志，何独非肺志之忧胜之，而云“悲胜怒”乎？盖喜怒忧思悲恐惊，其情有七，而五脏止有五志，故遗去悲与惊二者，以悲与忧相类，皆属不遂其心也，惊与恐相类，皆有所怯也，惟悲之情较急于忧，故其胜怒为更切耳。由是观之，即谓之忧胜怒，亦何不可。
肺为气主，忌乎 郁。《经》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是忧能伤肺之由也。至于喜可胜忧，其义何居？亦考诸岐伯曰∶“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则以闭塞者而和缓之，岂不得谓之胜乎？然亦更有显明者，凡人有所忧愁，每多胸膈不舒，适逢欢快之事，即可情怀开旷，此尤情性之常，宁独火可胜金而已哉。
此症行止坐卧皆不能安，自朱奉议以为伤寒之变证，后之注《金匮》者，或言属气，或言属血，论说纷纭，余窃以为皆未中肯。夫“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涣散也。心主脉，故心病而脉为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涣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数句，无可奈何之态，皆所以形容百脉悉病之语。未经误治，病情如是者，乃为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黄汁，显为五志之火，消烁心阴，于是以此救之。《经》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
此外因误治之变，而随症治之，如《金匮》所立数方，亦不过略举其概，以令人隅反；设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热、或补、或泻之药以误治者，治法亦宜权变，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触类耳。赵以德《衍义》云∶“病多从心主，或因情欲不随，或因离绝菀结，或忧惶煎迫，致二火郁之所成”，最为切当。惜其有见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涣散之故，注中反杂以热毒瘀血等解，殊为白璧之瑕。昔张路玉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脉散加百合、茯神、龙齿，稍兼黄连而病愈，盖以百合摄神之法而推展之，洵为能读仲景书者矣。第安神之药不一，而专取乎百合者，因其形象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涣散之心神，由是而百脉皆利矣。
尝阅《中吴纪闻》云∶百合乃蚯蚓所化，张路玉亦曾亲见，于包山土罅中，有变化未全者，大略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动而专通经络，及至变而为百合，则由动而静，由散而合，用为主治，即此意耳。且百脉悉病，则病变百出，非经文数症之所能尽；设或症不尽合乎经文，而遇病态类此者，亦宜体会其意而推测之，不可泥定下文数症也。当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无可形容之辞，病为神病，而难以形容，医者亦须神会，而非语言文字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无形者，神也，变幻倏忽，换回非易，引《经》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叹安得有通神明而见无形者，与之共谈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来注者，多以百合为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苏颂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识其义。李士材曰∶亦清心安神之效耳。士材能见及此，而未发明此症之机要，殊缺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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