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医学院座落在汉中门，校园面积不大，但很紧凑。学校后面的
乌龙潭，是当年颜真卿在南京当刺史时的放生池；乌龙潭旁，还有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故居。学校原来仅有少量平房，50年代建校以来，经多年建设，建起了图书馆、教学行政综合楼，学生宿舍，又将后面的土山移走，建起了像样的体育场。80年代以后，学校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办学条件大大改善。白天，上课时校园非常静谧；下课了，又人流滚滚，欢声笑语；下午，教学楼前草坪上、李时珍的石雕像前，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读书；特别是晚上的校园，教学大楼灯火通明，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那时的校园，是让人产生读书冲动的校园。
我主讲的课程是《中医各家学说》，外行常常弄不懂这是一门什么课程，曾有人写信给我，叫“国家学说”，还有叫“各界学说”。这门课，是讲述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以及临床经验的课程，是帮助学生读书的课程。授课对象是中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四年级甚至是毕业实习回来的学生，已经有了临床，对教学内容是挑剔的，我们讲课有难度，照本宣科式的讲解，学生的头是埋起来的。我开始摸索当教师的经验。我发现，学生们爱听案例。当我回忆起当年治疗的一些病例时，讲起江阴老中医们治疗疑难病验案时，学生们常常凝神静听，眼神中透露出好奇、专注和钦佩，这时的我，讲得也来劲。我还发现，讲各家学说，要讲各家的治学经历。名医的趣事轶闻，名医治学为人的事迹，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历代名医中，叶天士、徐灵胎、舒驰远、范
文虎、余听鸿、曹颖甫医家的趣闻，最有讲头，他们个性张扬，有活力。有时，常常引来笑声一片。这些名医本身，就是教材，就是教学生治学为医的范本。我也常常被感动。我还发现，上课时教师的气势很要紧，有时要像说书，如惊堂木在手，将听众的情绪调上调下；有时则要如朗诵，让人感受的语言的美。记得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对象是78年级的学生，那天讲清代名医叶天士。阶梯大教室，两个班级的大课，进入教室，人声喧哗。我上台后不讲客套，直奔主题，开口就说，不紧不慢，就像主持人上台：“在中医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名医。有的是医学理论家，如张景岳；还有的是医学普及家，如陈修园；但更多的是临床家，清代名医叶天士，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临床高手。今天……”，顿时，全场无声，静听我的讲课了。
讲《中医各家学说》很难，内容杂不说，更主要有些东西说不清。其中我讲得最吃力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学说，如张元素的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刘河间的六气皆从火化说，李东垣的脾胃元气论、
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赵献可的命门水火论、张景岳的真阴真阳论等。这些学说，绕来绕去，本身头绪不清，按教学大纲，又必须讲清楚。这对教师，对学生都是难题。说实话，这些东西，不过是古人临床经验的发挥或提升，至多是假说而已，尤其特定的条件范围，大可不必将其作为理论看，当作指导临床的原则看。我有点厌恶当时的教科书，因为教科书大多依样画
葫芦，原文一引便了，缺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分析和评价。我坚持认为，各家有所长，必有所短。所以，我讲各家学说，总要对医家发议论，以表明我的学术态度。当然，要告诉学生，这不必记，不考。那个时候，我想改教材，但没有办法。我动不了，手脚被捆绑着，很郁闷，很无奈。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很快，我找到一块自由自在的芳草园。那就是学生课余的指导，人称“第二课堂”。1984年，我组织了各家学说兴趣小组，成员十余名学生都是中医80年级的。活动的题目是收集名医名言。我列书单，学生分头去找，摘录那些言简义赅，并对治学临床有指导意义医学谚语、警句等。牵头的同学叫黄伟，常熟人，浓眉大眼，英俊小生，悟性高，字更漂亮，组织能力还强，有他，我顺手很多。小组中都是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查德忠，常熟人，灵活好学；尤建良，无锡人，好学肯干；吕慰秋，扬州美女，字也秀气；赵鸣芳，稳重老成；陈仁寿，踏实温和；高想，不多言；刘宏波，热情；邹
海燕、方平、孔薇等几位女生都是聪明伶俐。一本名《医家珍言》的小册子很快编成了。学校内部印刷。我很高兴，同学们一定更高兴。我还根据学生的要求，为他们开讲座，讲座多在晚上，内容大多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或涉及不深的，比如如何读医案，如何中医论文写作等。这些内容，学生欢迎，我讲得也轻松。1984年．南京中医学院大学生科协成立，我被聘为顾问。从此，我就经常参与大学生科协的活动，为大学生开设讲座，参与他们的活动的策划，参加科协组织的义诊和社会实践等。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年轻人炽热的激情，也可以为学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一片空间。我学术的发展，经方医学思想的确立，均与大学生的第二课堂有关，与大学生科协有关。许多学术性强的讲座，大多九十年代以后，容后再述。
当教师，就是面对学生。学生中，各种人都有，其中，我对具有个性的学生最感兴趣，印象也深。中医77年级中有位叫冯松杰的同学，善思好辨，有次上课时与主讲老师辩论起来。他人清瘦白净，操一口无锡方言味很浓的普通话，讲话时头身前倾，眼神专注，用手指划，如入无人之境。他提出的观点很独特，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中提到“鬼”，不是迷信，是记录了患者的幻觉，是脑病。很有道理。他对民间单方验方感兴趣，曾试用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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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也是独到。年轻人都喜欢现代的东西，但79年级中有个对版本目录学很感兴趣的同学，叫徐光丕，常熟人。他的字很好，老练质朴，写的文章也文乎文乎，与年龄似不切合。他常来我宿舍聊天，将他爱读的《文史知识》杂志借我看。我的《医案助读》的书名，就是他建议的。82年级的许志泉同学，兴化人，爱好哲学，喜欢思考。他对中医发展问题有见地，我是在一次午后教室里和他闲聊发现的。后来他就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问题作了研究。他统计了中医、现代医学以及《辞海》中语词分册名词术语的多义率，发现中医名词术语的多义率与语词分册的多义率接近，而现代医学的多义率则极低，提示中医理论尚属于自然语言的范畴。一个本科学生，能有如此见解，确实不容易。话说回来，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的，都是聪明好学的，都是好料，是人才胚子。现在我外出讲学开会，常常遇到当年的学生，大多是医院的主任、院长，或学校的教授、博导什么的，有的还是地方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前不久，我到扬州参加省政协调研，安排活动的秘书长、当地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委，均是我当年教过课的学生，让我好高兴。
我之所以为教师，因为我有学生。教师的存在，是以学生为前提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教他们，其实，也充实了我自己。古人说得好，教学相长。我和学生在一起，能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了解他们的爱好和兴趣，关心他们需求和期望，是做好教师的关键，也是我研究中医的方向和动力。多年来，我写书，是为他们写的；我讲课，是为他们讲的。他们听得懂，用得上，是我最大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