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命，天气最急，地味次之，二时不呼吸，绝天气而死，七日不饮食，绝地味而死，此其缓急可知也。保命当先纳天气，以接元气，食地味以纳天气。《素问》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人身之否泰，与《易》理相同，地天则泰，天地则否。耳两窍、目两窍、鼻两窍合为坤象。鼻之下，人之中也。口一窍、前阴一窍、后阴一窍合为干象。头至唇不动，地道也，口至足皆动，天道也；头之上天，足之下地，人身上下合之，故能中立。逆之则泰，顺之则否，理所当然，人自不察耳。
人身前面可动者，阴用阳也，后面不动者，阳用阴也，故曰前抱阳，后负阴。
西洋自鸣钟，以比人身气血之周流，最为切肖。
水不升为病者，调肾之阳，阳气足，水气随之而升。火不降为病者，滋心之阴，阴气足，火气随之而降。则知水本阳，火本阴，坎中阳能引升，离中阴能降故也。
火上浮则右尺虚，不独肾寒尺虚；食下行则右尺大，不独肾虚尺大，盖以命门、大肠同居于下也。
气之性善升而易散，育与固、养气之妙法，惟静存守中，善养气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与温、养血之妙法，惟运动调中，善养血者矣。
脏病入腑即愈，惟咳嗽症入腑即危，盖肺与大肠为表里，胃伤则饮食不进故也。
经寒络热者，温经清络，络寒经热者，温络清经；但经直络横，温甘通经，辛香通络为别。
伤于情志，和肝、开心、醒脾、解郁为主，然必缓治，用轻药，渐可向愈；重药则反伤胃阳，元气不复，血气耗散矣。
口授丹方，无不夸张效验，而又药物轻贱，便于采取，故人乐于听闻，不辨病之阴阳、表里、浅深、虚实，漫以试之，祸不旋踵者多矣，乡愚之人，往往蹈此，哀哉！看病认不真切，则静坐思之，总于望、闻、问、切四者中搜求病机，必有得心之处，胸中了了，用药方灵，若终于疑惑，而勉强投方，窃恐误人性命也。
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时之正也，而风实应之。凡治感冒，取用表散，自宜随时制方；若应热反凉，病随时变，施治尤贵圆通。至久晴久雨，燥湿异宜，临症更宜留心，不可概执常例。
凡外感病，挟食者颇多，当思食为邪裹，散其邪则食自下，若杂消导于发散中，不专达表，胃汁复伤，因而陷闭者有之。至若风多挟暑、湿、寒，或挟燥、火，或恼怒，或劳倦，或房事，及肝气、宿瘕、诸血症，皆外感病之不无有挟者，所贵随症制宜，斟酌尽善，庶无差误也。
凡内伤病，损上、损下、损及中州，在气、在血、在腑、在脏，用药补救，宜专任，宜的对，无论已，设或挟有外感，最当留心，补腻即不可施，当以轻剂调停，庶不致粗疏误事。其有上损宜治下，下损宜治上，或砥柱中流，或作隔二、隔三之治，古人具有良法可师，不敢多赘。
病变无常，方难执一，然无定之中，自有一定之法，此即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之道也。盖离规矩不可以为方圆，执规矩亦不可以为方圆。每见前人用古，师其意而不泥其方，或采取其二三，或减增其一二，得心应手，方推能事。
君、臣、佐、使，制方自有定法，然品味不可拘泥，陆清献曾论仁、义、礼、智、信，随时迭相为用，比之医家之于君、臣、佐、使也。有然即如参、苓、术、草四君子，随症从宜，因时取用，当亦如十二律之旋相为宫也。
寒、热、温、凉，有一定之药，无一定之治。入腑、入脏，或补、或攻，其气味与性，不可不细按也。故有正用，亦有反用，有独用，又有兼用，并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如用寒可以治热，反用可以入寒，独用寒而热可除，兼用寒而热可制，微行消导，大可和中，稍借清滋，自能表汗，隅反焉而取资无尽矣。
外感、内伤，为证治两大关键，然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两言可尽之也。盖六yin外袭，身中气血，日失和平，一切外感有余之症，有须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其所本无也。若七情受伤，腑脏有损，身中气血，日就亏耗，一切内伤不足之症，有须滋填培补之治，皆是复其所固有也。
读古人书，须识其补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抵触，即是互相阐发处，所贵多读多看，融会贯通，由博反约，以求理明心得，临症无望洋之苦是已。若好为指摘，弃瑜录瑕，殊失钦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执成法，头痛医头，寻方觅药，一切无方之书置之高阁，此又孟浪之流，不足与语斯道者矣。
《灵枢．经脉篇》∶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
汪 注∶“核骨”，俗名孤拐骨，足跟后两旁起骨也。按张景岳曰∶“核骨”，即足大趾本节后内侧圆骨也，滑氏言孤拐骨者非。李士材亦宗之。当以张、李之注为是，汪注未确，论详下节。
上内踝前廉。
汪注∶胫两旁内外曰“踝”。按《字汇》“踝”字，华上声。俗有从其便者，即从旁读作果音，谚云脚果骨，当即此字；孤拐骨亦即此也。汪注以踝为核骨，而以胫两旁为踝。夫胫者，膝以下至足之总名，俗名小腿者是也，与俗名大腿之股相配，是四肢中分出之四大名目，上肢曰膊、曰臂，下肢曰股、曰胫也，故皆从月。若踝者，近足之突骨也，故从足。若曰踝在胫下则可，而谓胫旁即踝未可也。
上 内。
按“ ”字，张景岳《类经》及汪 《类纂》李士材《知要》，皆刻从足，《类纂》注，先曰 音短，足跟也，又曰一作 ，音善，足肚也。此因误刻从足，故其言岐疑无定。《类经》与《知要》皆注足肚曰 ，此注不误，而字之从足者，皆误刻也。按从足之“ ”字考诸字汇、《字典》、《玉篇》，皆曰足跟也。脉由大指而上内踝，已交于胫，自此上行则在胫中矣，岂有反下入足跟之理哉！若入足跟，当用下字，不当用上字，而曰“上 内”矣，故知其误刻从足也。
循胫骨后。
统绎四节，自核骨而上踝，自踝而上 ，自 而循胫骨后，可知踝在 之下，而胫不在 之下矣。欲明经脉，必当明其部位，虽分寸不得混淆也。
近来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复不少，世人因方书未及，治亦无从措手，或云辛散，或云凉解，或云苦寒泄热，俱师心自用，各守专门，未尝探其本源。按仲师《金匮》书，“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之文，细绎其义，实与此症相类，何会心者之绝少耶？惟是升麻鳖甲汤，盖以升麻升透厉毒，鳖甲泄热守神，当归和血调营，甘草泻火解毒，正《内经》“热yin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旨。
而内有蜀椒、雄黄，似当加于阴毒方中，或因传写之讹耳。一转移间，则于阳毒、阴毒之义，尤为贴切，而人之用之者，亦鲜疑畏矣。今如遇此丹痧一证，当于经义详之，毋谓古人之未及也，不揣愚陋，用敢质之同人。
读《难经．四十二难》有脏腑之长短、轻重、广狭，受盛之数，余窃以为未必然。如人轻重、长短不齐，饮食多寡不一，即可类推也。即长短尚有以中指屈曲而取中节之 角以量之论，而受盛水谷之升合，迥然各异。可见吾侪看书，要在圆通活泼，未可拘泥成说也。
阅景岳《新方》中于大温中饮方下，有“从补血而散，而云腾致雨之妙，则仲景犹所未及”句，窃谓伤寒方中，仲师用炙甘草汤，有桂、酒、地、麦、胶、麻之品，非阳根于阴，汗化于液，云腾致雨之妙乎？未可谓其未及也。
按柴胡为少阳药者，因伤寒少阳证之用柴胡汤也。夫邪入少阳，将有表邪渐解，里邪渐着之势，方以柴、芩对峙，解表清里的为少阳和解之法。而柴胡实未印定少阳药也，盖以柴胡之性苦平微寒，味薄气升，与少阳半表之邪适合其用耳。乃有病在太阳，服之太早，则引贼入门；若病入阴经，复服柴胡，则重虚其表之说，此恐后人误以半表半里之品，为认病未清者，模糊混用，故设此二端以晓之也。不观之景岳《新方》中诸柴胡饮、柴芩煎、柴胡白虎煎诸方，信手拈用，头头是道，是诚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再古方中有逍遥散之疏解郁热，归柴饮之和营散邪，补中益气汤之升发清阳，提邪下陷，疏肝益肾汤之疏肝清热，养阴透邪，其妙难于仆数，何至重虚其表乎？余于风邪初感之轻症，及邪气淹留，表热不解之久病用之，并臻神效，奈何将此有用之良品，拘泥成说而畏之，即用亦准之以分数，竟至相沿成习，不得不为置辩。
按朱南阳有“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说，以其同于一透也，朱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悬殊为辩，余谓尚非确论。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于清，一重于升，其性不同，其用自异，未尝闻有异而可代者也。若夫风寒壅遏，疹点未透者，斯为升麻之任；而温邪为病，丹斑隐现者，又系犀角之司。如以升麻为代，其肺气热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营分热者，必致吐血，轻亦衄宣，其误若此，岂可代乎？又角生于首，故用为透剂，二允以为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辩，余非敢轻议前辈，实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谨论之。
痘科所用紫茸，即紫草之嫩苗也。《活幼新书》云∶紫草性寒，小儿脾实者可用，脾虚者反能作泻。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阳气，以类触类，用发痘疮。今人于前四朝，凉血利窍，则用紫草，若痘局布齐后，改用紫茸，以血热未清，于凉血中兼寓升发之义也。今肆中所用，色紫而形如松膏者，乃系洋内树脂，与紫草茸迥异，医俱不察而用之，不可不急为之辨。
郁金一物，出于川产，野者色黑，不可多得。其川中所种者，皆系外白内黄，即今人误呼为姜黄子者也。至肆中所用川郁金，乃莪术中拣出莪术之子，因其色黑，与川中野郁金相似而混之也。医俱不究，反以川中种本之黄郁金谓广郁金，或谓姜黄子，殊堪捧腹。余于弱冠时入川，即曾深究此品，当以种本之外白内黄者为是，勿泥姜黄子之说而废之。
大豆黄卷，古人罕用。《本草》载其性曰，治湿痹，筋挛膝痛，五脏不足，益气宜胃，破妇人恶血，除胃中积热，消水气胀满。即《金匮．虚劳门》薯蓣丸，于气血并补方中佐之，后之着方解者，有宣发肾气之论，亦未谓其发表也，近来误作表药者，其故何欤？盖因吾吴人喜服轻方，而昔之治病，俱于医家取药，有云马元仪先生预用麻黄汤浸豆发 ，凡遇应用麻黄者，方开豆卷，俾病家无所疑惧，渠得药投中病，曲以两全，此心亦良苦矣。后医不明细底，竟认豆卷与豆豉同类，公然影射作为表剂，但肆中豆卷岂亦有麻黄汤浸发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论之，豆得水而发 ，或能些微宣湿，亦不能为通用表药也。若用二三钱之豆卷，即可表汗，世人以此为菜蔬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阳耶？一笑！
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秽恶之气，互相传染，吴又可论之详矣。惟吴氏谓从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谓既由口鼻吸受卫生资格考试网，肺为出入之门户，无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热毒，肺金所畏，每见此症之身热，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继而充斥三焦，或有径入心胞者。所云厉气，无非郁热，是以喻西昌所讲瘟、温二字，未尝区别，盖亦有见乎此耳。况所云“上焦如雾，升逐解毒，中焦如沤，疏逐解毒，下焦如渎，决逐解毒”，总不脱一毒字者，其为郁热，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纵饮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非热毒之明验乎？至于疫邪虽解，而肺蓄余热，每多咳呛、肌热、自汗等证，亦所谓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征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热毒，饮其水者，多发疫痢，以痢门常法治之无效，余于治痢方中，加以贯众之苦寒解毒，无不应手取效，此亦热毒之一验也，合并志之。
丹溪论阳有余，阴不足，所谓阳者，相火也。景岳驳之，谓阴有余，阳不足，而着“相火以位”之辨。各树旗帜，几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尝举二者参之，丹溪大旨，本于周子主静立说，谓相火一动，则五志厥阳之火并煽，煎熬真阴，故东垣目为元气之贼。此论相火二字，专从后天之变动者言，与景岳之主命门，有源流之别。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褚氏、赵氏，人生先具命门及相火，行阳二十五度之语参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盖静而守位者，此相火，静则温养；动而无方者，亦此相火，动则燔灼。譬之天与日，太阳之火也，虽烈而不能焚物，以阳燧取之，不过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故景岳之说日也，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丹溪之说日而火也，飞走狂越，莫能御之。今将指日为火固失之，而指火为日，亦岂云得乎？《阴阳应象大论》∶“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与“少”之别，即两家宗旨所分，故必合两家所论，义始完备，若偏执一说，于道失之。
《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尝谓《伤寒》所论传经，即是出入精义，盖正气之出入，由厥阴而少阴、而太阴、而少阳、阳明以至太阳，循环往复。六yin之邪，则从太阳入，一步反归一步，至厥阴而极，此邪气进而正气退行，不复与外气相通。令韶张氏谓之逆传，养葵赵氏谓之郁证，即此义也。故开、阖、枢三者，乃其要旨。夫分言之，为出入，为升降，合言之，总不外乎一气而已矣。观东垣《脾胃论》浮沉补泻之图，以卯酉为道路，而归重于苍天之气。考其所订诸方，用升、柴、苓、泽等法，实即发源于长沙论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以引而伸之，所谓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虽内伤外感殊科，而于气之升降出入，则总无以异耳。王氏曰∶凡窍横者，皆有出入往来之气，窍竖者，皆有阴阳升降之气，盖人在气中，如鱼在水中，人不见气，如鱼不见水，上下九窍会计资格，外而八万四千毛孔，皆其门户也，气为之充周而布KT ，虽有大风苛毒，莫之能害。是故“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内陷者，有入而无出，下陷者，有降而无升，此升降出入四字，为一生之橐 ，百病之纲领。
详考《伤寒论》中寸口之紧与趺阳之紧，虽同曰紧，而义自各别。盖紧见于寸口，是客邪所致之病。脉紧见于趺阳，趺阳是胃之本脉。《平脉篇》云∶“跌阳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又云∶“跌阳脉沉而数，沉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夫紧则为寒，数则为热，既曰数，又曰紧，不几寒热混淆欤！卢予繇疏云∶紧则为寒，为其嫌于无阳，盖此寒字非寒邪之寒，针对阳字而言，乃是形容无阳意思。无阳者，无胃脘之阳也，即所云知阴常在，绝不见阳意。知阴常在绝不见阳，以尺脉言是肾阳，此以趺阳言是胃阳。人以胃气为本，故诊趺阳须知迟缓，诊寸口当求濡弱，皆胃阳敷布之象，即《经》文“无胃气曰死”之要旨耳。至于寸口脉浮而紧，寸口脉阴阳俱紧，此紧字以寒邪言。细参之，要自有濡弱者在，所谓“濡弱何以反适十一头”，为五脏六腑之主，脉之骨也，不得与跌阳之紧混同而论。
《病机机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脏者，宜下之。”此腑脏二字，实是指经络，言腑无汗法，入脏亦岂有下法？“五脏者，藏精气而不写，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此脏宜补，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长沙三百九十七法，邪归中土，乃可议下，其少阴急下三条，指转入阳明腑证者言，仍是土郁夺之之义，如已脏真失守，而复泻之，是虚虚也。古于汗下之法，禁例綦严，岂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观其论中腑曰脉浮恶风寒，则明是中经；论中脏曰大便秘结，则明是中腑。辨名正误，庶于立言之旨有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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