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药到病除、赐我良方的刘润甫
善治内科、妇科的中医刘润甫，论名气，他不如我前面讲的周慕新、段馥亭、赵炳南；可是，他的医术很高，资格很老，与施今墨同辈，上世纪20年代末，他与施今墨等一些京师名中医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教，培养出不少京师良医。刘老先生却淡薄名利，不求闻达，多年安居在城南陶然亭畔的南横街36号医寓中，为周围左近一带的贫民百姓看病，他的医术和医德久为人们称颂。先生祖籍绍兴，与我家同乡；不过已世居北京几代，北京化了。先生生于1889年，故于1968年“文革”中，算来已120岁了。
我家与刘润甫先生的医缘30年，而我独享20年。那时京华虽有施今墨等名医，但诊费较高：至少现洋1元，不过这个价还低于现在大医院中300元的特殊专家号；如果不是一些重症或富有者，大多不敢登门。日常小病，还要有熟悉的医生。刘大夫是30年代末，我们绍兴同乡、原北京大东书局经理徐幼桥大哥介绍的，因为刘大夫给他的夫人孙大姐（家母的晚辈，而且是先父母给他们保的媒)治好妇科病，生了儿子。刘大夫与我家也有乡谊，又比先父年长，我就按京俗叫他“刘大爷”。我们家的人有个小病，就雇洋车去南横街找他看。
刘大爷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坐北朝南，几层院子，比较老旧。他住中院，北上房是诊室，东西厢房和开了后窗户的南房住家眷；外院是他的长子\比我大一轮12岁的刘少甫大哥夫妻住，他从小随父学医，建国后在外院开了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诊所。大门外悬挂着“悬壶济世”、“杏林圣手”等医家常见的匾额。北房诊室中，没有一些名医陈设得那么讲究，家具也普通，只是房中四周书架环绕，大多是线装古书、医学典籍。刘大爷中等身材，平头微须，布料长袍（后来改穿布中山服)，宽厚平和，礼貌备至。来看病的人，无论贫富（受地区限制，富者少)，他都是站起相迎，走时相送。他的诊费比一般名医低，建国后是一个号5角。南横街、陶然亭一带贫苦人多，有钱没钱照样看病。我见过有的贫者看完病请个安道声谢，一分没给就走，刘大爷照样起身相送，嘱咐要注意的事项。
刘大爷高超的妇科医术，我无从体会知晓；但他的内科，大多能药到病除，我是从童年到成年深有体验。那还是日伪统治后期，我10岁左右，北京也闹起了“虎烈拉”即
霍乱，非常紧张。据文献资料说，这是日本人的细菌试验搞出来的。那时人人都要打霍乱预防针，出入城门、买火车票都要凭注射证；街头经常设岗检查，没有证的，拉出来就强迫打预防针。打预防针有一点反应，北京人保守，有人宁肯扭头回家，或蹲“官茅房”（公厕)，躲着不肯打这针。此时，我陪母亲去西单菜市，回来出宣武门。城门有日本人设岗，盘查严格，没注射证的不许出入；还预备了几口盛满漂
白粉水的大缸，凡手持各种吃食，一律要扔在大缸里消毒浸泡，我们在菜市买的熟菜咸鱼等当然全报废了，只好苦笑；有人还讲理争，轻则一顿打，重则抓走，没准就没了下落。
偏偏这时，我因为
中暑又吃得不合适，上吐下泄，这症状很近似于霍乱，千万别让日本人给当虎烈拉办了。赶紧去医院。雇了个刚出现不久的三轮直奔西单背阴胡同北大医院。我们都有注射证，不怕检查，就怕我路上吐。进和平门时，我脸上盖了块手绢，扎在母亲的怀里装睡，母亲举着俩人的证混进了日本兵端枪把守的城门。幸好是急性肠胃炎，打针开药还出了证明。吐泻很快止住了，可是我不思饮食，腹胀如鼓，精神倦怠，只好找刘大爷诊治。他号脉后对母亲说：“这孩子是中暑又饮食不当伤了脾胃，吐泻虽止，却暑热未净，寒火搅在一起，才有这些症状。我开个方子给他调理一下，先吃一副，若不好照方子再吃一副。另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为好，不用忌生冷，可以吃点
西瓜去暑，还可以吃点
豆腐喝点豆浆，脾胃一壮上来，也就好了。”我只吃了两副药，西瓜豆腐是平常之物，好办，早晨去风筝哈的早点铺喝豆浆，下午到福德厚
茶叶铺北边一位老者的长摊吃碗老豆腐，也就几天，一切平复如初。这大概是我头一次请刘大夫看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每有感冒发烧
咳嗽，母亲总带我去找刘大爷看病。常去，医家和病人就成了孰友。母亲和刘大妈年龄相近，老姐俩很谈得来，看完病母亲总要去南屋找刘大妈聊一会。刘大妈是继室，刘大爷的原配是个小脚大妈，我没见过。这位刘大妈生了不少孩子，在少甫大哥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大多比我大，我就不那末熟悉了。
1951年我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刘大爷知道后给过我一个偏方：用麝香擦后背大椎穴，还亲自示范给我擦了第一次。我不大相信，没有坚持。几十年后，与中医朋友盘桓多了，我才懂得这个偏方很有道理：大椎穴是人身要穴，直通肺经，麝香有很强的杀灭结核菌的作用，如果坚持下去，或许会大有好处。
我遵医嘱卧床静养，病情稳定后身体却十分虚弱，一见风就感冒，每年冬春必发严重的气管炎，咳嗽久久不愈，这对我的肺十分不利。只好再去找刘大爷。他号脉后说我的肺经虚内热盛，风邪容易入侵，常人不觉如何，你就顶不住了。仍是一张方子抓一副，若没全好再吃一副。药很平常，不过是
竹茹、
连翘、
百合、
黄芩之类，每次必有生
石膏或生石
决明，至少六钱，这是大凉药，针对的是我体虚热盛；若咳嗽太厉害，再加一点鲜
竹沥水，一两副药准好。
看完病，我就近去骡马市沛仁堂或鹤鸣堂抓药。人家一看是刘润甫的方子，不由一面抓药一面开玩笑地说：“人家刘先生就是高明，在他那里瞧病，很少换方子的，一副药齐活。不过全像他那样，我们药铺的买卖就不好做了。”现在，一个感冒，一张方子要五副十副地吃，至少在我与刘大爷的20年医缘中是没有过的。也许这与人体和环境的改变，以及药材人工种植多于野生天然与医生的学识修养高低不无关系。
两三年过去，随着刘大夫用药和我的身体逐渐强健，这个逢冬春必发的气管炎被彻底控制住了，一直到今天。后来老人给了我一个抑制此病的长方，若再发，可照方抓药吃。50年代末，我在《戏剧报》工作时的领导、著名戏曲评论家张真先生，也是早年肺结核，留下和我相似的后遗症，春秋久嗽不愈，得知我有个控制气管炎的长方，非要照方吃两副。我说：“我20几岁，您40岁过了，年龄、体质、病情都不相同，怎能一方两用？吃出毛病来我可负不起责任。”他看了看方子觉得无大碍，彼此同病，试吃一下无妨，不成再让我陪他去找这位刘大夫。我拗不过他，结果他吃了还真有效。一张药方两个人用，值！
我1956年参加工作，1958年下放到河北涿鹿劳动锻炼。1958年底，我下放归来，身体良好。在乡下不到一年，也许农村的空气好，及其他的优越条件，使我原患的肺结核，从部分硬结几年不动，而一下全部钙化了。我非常高兴。可是没有多久，就在3月初惊蛰左右，我突然又咳了血。这样的小
咳血，参加工作前后都有过，时间也在初春，但肺部病情都没有恶化。这次依然如此。医生也解释不出原因，不外说气候干燥，钙化灶摩擦引起血管破裂，卧床安静休息自然愈合。但一折腾，总要几个星期，工作、精神、体力都受到损失。血止后，母亲让我去找刘润甫先生吃两副中药，清热巩固一下。
这次去主要是解决病好了逢春时发小咳血的问题。刘大爷号脉后这么解释：你的肺得过病，虽然好了，但肺经虚而易生淤热，逢春天的立春、惊蛰等节气，万物复苏，阳气上升，冲击肺中的旧患处，而引发小咳血；需要滋阴、清热、化淤，把淤热散出，血自然而止，甚至可预防不发。他给我开了汤药方，让我吃两副；又给我写了一个六味药的丸药方子，有醋锦文（即醋
大黄，或醋黄芩也成)、
当归、
生地、
丹皮、
桃仁（或
赤芍)、汗
三七，分量不等，研末蜜为丸，每丸一钱，立冬后开始吃，隔日一丸，遇节气的前后每天一丸，有小咳血早晚各一丸，服至次年清明，有防患未然、化淤止血作用。我道谢收下，但心里却是矛盾的。
在结核病咳血上，用中药清清肺热有好处，我信；若说用丸药抑止预防咳血，我不大信。那时我还是比较信西医的血管破裂需卧床静养俟其自然结痂止血说，没把刘大爷所赐的丸药方当回事。母亲持方到同仁堂给配好丸药，我却放在书架上没有吃。
1960年又是惊蛰，我照样出血，还是病灶钙化无改变。医生怀疑我是钙化后引发
支气管扩张，让我做气管碘油造影确诊。我问确诊了怎么治？回答是：只能手术开胸切除肺上病变部位。开胸切肺可是个大手术，我才20几岁，不想切肺半残。我放弃了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拖。母亲又提起了刘大爷赐方配的丸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了。没想到竟然四五年没有再发作！
1965年夏天，我迷上气功和游泳，每天练功后下水游泳，从百米跃增到2000米，参加了中直机关的昆明湖横渡比赛，身体状况很好，体重一下增加了5公斤，这对我这个瘦人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要去京郊顺义四清，想下乡前，抢时间再多游几次泳，时届9月，气候多变而受凉，临走前夕，突发剧烈的气管炎，已没时间去找刘大夫再吃中药，到农村后，又发了小咳血，赶紧写信让母亲去同仁堂配药，
带下乡，吃了一冬，又保了我十年没犯，包括在五七干校的艰苦劳动在内。
80年代后，也许我年纪大了，工作繁忙，对身体养摄无方，也没再吃丸药，此小咳血病又时有所犯，致使1991年因咳血月余不止而住进靠近大觉寺的
温泉胸科医院，决心手术治疗。却因支气管扩张病变并不重，却位置不好：在左肺中部，切除一叶肺不行，要切，左肺需全切，得不偿失。医院决定实行保守疗法，让我别过劳，别感冒，避免发作。但他们不知道我手中有刘润甫先生所赐的有效良方。出院后，我马上到同仁堂配药，坚持冬春按时服药；心想：我已年近六旬，即使控制到五年发一次，再发个两三次，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至今已十五年以上，一直没再犯过。刘润甫伯父所赐良方竟使我受益一生！（现在服用的丸药，因年龄变化，请中医朋友在以前六味药的基础上，添了
阿胶、川贝、南北
沙参、
白芨、
麦冬、
茜草，加强了滋阴润肺化淤止嗽的作用。配一次能吃两年，过去是公费报销，现在是自费，一年100多元，值。而过去在同仁堂配一次药吃两年才三四块钱，差了70倍。)
我家与刘润甫大爷的医缘，唯我独享20多年。随着我的年龄、学识的增长，每去刘伯父处，若他不忙，老人也愿和我这小他40多岁的晚辈聊聊天，谈谈医理。他参加华北国医学院创建和教学，就是在闲谈中说的，他还从书架上找出一本带照片的纪念册给我看。他和少甫大哥爷俩有个共同爱好：京剧。老人是爱听，一天劳作下来，晚上或陶然亭遛个弯，或到工人俱乐部听京剧，或去菜市口美味斋吃个小馆，我们爷俩就在那里碰见过；少甫大哥不仅爱听，还爱唱，人高马大却票青衣，嗓子还不错。我做了戏剧工作，每去，谈资也多了。
刘大爷如果说有过失误的话，那就是1958年“改造”个人开业的中医，少甫大哥年青，就参加了广内医院工作，润甫先生虽然友谊医院聘请他前去，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几十年自己开业自在惯了，有些畏惧按时上下班，还有就是待遇，周慕新在中医医院才5级，工资不到200元，他自然还要低一些，而自己开业怎么也能月收入300元。定个100多元，难以周全一大家子的生活，老人就没去。上面也考虑到他已七旬高龄，不好强迫了。
就为这一事，“文革”中他备受屈辱，被扣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顽固”，挨打受骂，被斗得死去活来。1968年，78岁的老中医，一生服务乡里，与世无争，从未得罪伤害过任何人的刘润甫先生，郁郁而逝。其子刘少甫，也因为莫须有的“问题”而被逼得夫妻自缢而亡。后来，受过刘大夫治好重病、受益极大的宣南一带父老，以至海外来客，寻找刘老先生，闻知结果，不胜唏嘘。
这些是我退休后寻访老人旧事及后人才得知的，也不禁长叹。不过倒获得一个另外的信息：名燥文坛和孩子中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是刘润甫先生的亲外孙，他的母亲我是叫大姐的；我们曾同在北京文联工作过，但我没与他套瓷攀旧，非让人家喊我一声舅舅，这又何必呢！
